《卧游集》转载了前人所作的26篇短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坤舆外纪》中记载的世界“七奇”：“一、亚细亚州巴必鸾城；二、乐德海岛铜人巨像；三、利未亚州厄日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四、亚细亚州嘉略省茅索禄王茔墓；五、亚细亚州厄弗俗府供月祠庙；六、欧逻巴州亚嘉亚省石造供木星人形；七、罗法海岛高台。”另一类是前人创作的杂记小说，有地方奇观，如赵吉士的《中冷泉》、毛先舒的《三生石》；有异地民俗，如陆次云的《跳月》、蒲松龄的《跳神》；有民间特技，如林嗣环的《口技》、蒲松龄的《偷桃》。《卧游集》所刊载者，皆“各小说中可喜可诧之事”，其共同特点是奇异而罕见，再次显示了作家求新、求异的创作冲动。
韩邦庆是《海上奇书》的创办者，同时又是《海上奇书》惟一的编辑和作者。考察韩邦庆之生平，其个性特征中尤为突出的是“尚奇好异”。韩邦庆又名韩奇，他创办的小说期刊名为《海上奇书》，在《申报》第一次的广告语中，韩邦庆把《海上奇书》最重要的作品——《海上花列传》称为“最奇之一种”。惟有尚奇好异，韩邦庆才会在新闻事业肇始之初就敏锐、迅速地觉察到这种传播媒体的特殊性。小说作品传统的传播方式是手抄或木版雕刻，以单行本或选本的形式流行。这与采用石印或铅印等先进的印刷手段、利用遍及全国的“代售点”发行的新式传播媒体相比，有天壤之别。韩邦庆既是一个热衷创作小说的作家，又熟知新式印刷、发行手段。利用报纸杂志以传播小说作品，对他来说无疑有巨大的诱惑。在《申报》副刊以及申报馆推出的《瀛寰琐纪》等文艺性综合杂志的启发下，韩邦庆大胆尝试，创办了第一本小说期刊。历史选择韩邦庆创办《海上奇书》绝非偶然。一种独特的开创性行为，绝不是同一文化氛围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能意识到的，超前性似乎永远只青睐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尚奇好异的个性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小说期刊的编辑上，就是追求独创和奇异。正如孙玉声评价他的那样：“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而不屑傍人门户。”[5](P114) 《海上奇书》的各个栏目都凸显出这样的特点。
三、《海上奇书》的价值意义
无论在新闻出版史上，还是小说发展史上，《海上奇书》的问世都具有重要意义。
“颠公”评价《海上奇书》说：“按其体裁，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6](P217) 作为第一种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首创价值。它的问世，表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趋向细密化分工，出现了以刊载小说为主的专业刊物，标志着大规模复制和发行小说期刊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同时，韩邦庆大量利用广告，做商业炒作，这样的营销方式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的转型，开始由传统的“著述以自娱”，逐步转向依靠先进印刷机械与商业广告进行批量生产的现代化阶段。这种倾向尽管只是初露端倪，但是，仅仅十年后，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号召下纷纷投入小说写作的各色文人，正是以韩邦庆创作《海上奇书》之类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手段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海上奇书》昭示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当然，这种创作模式也曾催生出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使近代小说呈现出一段畸形的繁荣。这恐怕是传统与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学发展难以跨越的过渡时期。
其次，《海上奇书》“绘图甚精，字亦工整明朗”[7](P485)，“是图文并茂的文学刊物最早的一种”[8](P13)。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海上奇书》的画工技术并不是很精美。由于视野的狭窄，画工为《卧游集》刊登的世界“七奇”绘制的绣像不伦不类。“铜人跨海”的人体造型竟然被绘制成一个西装革履、高举油灯的绅士。不过，《海上花列传》的绘图却颇具价值。《海上花列传》每回配图两副，这些绣像插图像小型剧场，一幕幕展示了晚清妓家的服饰、排场、礼仪及室内装潢等。如，王阿二是低等妓女，“门前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海上花列传》第二回“小夥子装烟空一笑”所附插图就勾勒出么二妓女居住的简陋阁楼。周双玉是清倌人，又是老鸨新买的讨人，用的是豆蔻盒子、银水烟筒，穿的是“织金撇兰盆景一色镶滚湖色宁绸棉袄”，房内布置有梳妆台、大洋镜。《海上花列传》第十回“理新妆讨人严训导”画面渲染的雕梁画栋自然琳琅满目、花团锦簇。这些插图完全可以和反映晚清青楼文化的《海上冶游备览》等书参照阅读，对于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再者，《海上花列传》的第一次公开发表，是连载于《海上奇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海上奇书》之于《海上花列传》，具有小说版本学的研究价值。特别是《海上奇书》的每一期封底均附有一则“例言”，统共刊登了十则“《海上花列传》例言”、三则“太仙漫稿例言”、一则“《海上奇书》告白”。这些“例言”为研究该作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海上奇书》一年内发行了14期，却很快被迫停刊，尽管韩邦庆有意识地借鉴新式手段印制和发行小说作品，并成为中国第一位颇具职业化色彩的报刊小说家，但最终还只是一个失败的“窃火者”。在他之后，这个火种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而是沉寂了十年。小说期刊的勃兴显然需要等待另一个崭新的起点——1902年另一位窃火先知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韩邦庆一手创办的《海上奇书》，也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成为初创期小说期刊的先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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