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今天文学的上述救赎使命感听起来已经显得遥远。随着文化本身认知定位的转型，即从修身立命的高雅文化转向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文学曾经围绕着她的那一层神秘氛围正在消失。而文学“祛魅”的直接结果，便是其虚构的本能日渐退隐，写真的欲望益发凸显出来。文学的私人化、隐私化和裸露化成为趋势。就今日的文坛来看，诗歌基本上是已经死了，顶多是在自吹自擂。小说则以短胜长。如果说诗歌失去市场多半是因为它灵韵不再，小说以短取胜，则是因为今天的现代人似乎不复有很多闲情逸致来研读文学。急功近利的风气，丝毫不爽一样蔓延到了阅读的层面。2004年，分为60篇的手机短信婚外恋小说《城外》，以每一篇70字计，统共4200字的版权卖出18万元高价，买家通过短信、手机上网等无线增值业务将它推向市场，据称半年之内就带来200万元赢利。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文学急功近利、一本万利的样板，在它面前，文学提供终极关怀的宗旨显得苍白而无助。如果说这一切导致了文学救赎情结的衰微，我们是否一如既往，把罪责推向美国商业文化模式的全球化？
回观当年将文学的救赎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伤痕文学，其一批领军人物今天的境况，也耐人寻味。卢新华算彻底告别文学，如今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发牌。张贤亮获得宁夏“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是因为他的西部影城，影城给了他雄厚资本，得以理直气壮宣讲文化是第二生产力。刘心武后来迷恋上在红学里自立秦学门派，身份转换成得心应手驾驭大众传媒的教师批评家。王蒙的意识流情结一度走火入魔，他的《球星奇遇记》基本上就是不知所云，近年则出语高远明达，每如圣哲言。最惨的是死于非命的戴厚英，谁会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会发生在这位坎坷人生的女作家身上呢？文学的光彩，甚至无以救赎作家的生命。这或可见，今天我们的文学救赎情结已成强弩之末。作家和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热衷唱酬客串于媒体视镜之下，唯利是图的时代风习当中，洁身自好谈何容易。文学那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情怀，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网络时代的书面文学辩
文学在今天多元立体交际模式盛行的互联网时代，是否已入穷途？对此似不必过于悲观。这里所说的文学，本文更愿意指书面的印刷的文学，即白纸黑字的文学传统承载形式，而不包括手机小说、网络写作这些今日的文化研究对象。书面文学是我们最为熟悉，也是最为亲切的阅读形式。文学的表达形式在层出不穷时时更新，但是新的形式既未必一定较旧的形式为好，而且它们的寿命也多半实在可疑。随着影视媒体的一路走红，新近亮相乃至登堂入室学院体制的，其一就有给影视写剧本，甚或倒过来影视走红以后小说跟上的“影视文学”。但是给电影写剧本久已有之，给戏剧写剧本则是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非要拉过影视以壮声色，很像是文学面临大众文化的冲击，未经交锋就缴械投降。它使人联想到前些年流转一时的摄影文学，文艺学界的领军人物几乎挨个给它做过这样那样的广告，仿佛摄影配上一些诗文，天经地义就促生了叫做“摄影文学”的新的艺术形式。但诚如人所周知，资金链一旦断裂，它无奈就只有落花流水，寿终正寝。这可见文学在形形色色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冲击之下，文学研究在后来居上的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应对之策的当务之急是站稳脚跟，稳定军心，而不是盲目跟风，以致于迷失自身。
文学应当具有它自己的独到魅力。假如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文学定位在纸质的书面媒介上面，而不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网络、电视和各种新型电子媒介，目迷五色不知所从。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相伴印刷文学阅读的那一种娴静温雅，正是现代人整日暴露在电脑电视光电辐射之余，难能可贵得以宁静片刻的一种救赎向度。网络声像使我们变得浮躁，书本使人平静。仅此而言，印刷文学大可不必视五光十色的网络写作为洪水猛兽，实际上读者很少有耐心在刺眼的屏幕上把故事源源本本读完。网络适合读静止的图像，并不适合读需要视线左右上下扫描下来的文字，特别是篇幅冗长的文本。就我本人而言，至今也还没有养成网络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网络供人浏览，书本供人阅读。两者的差别，仅就欣赏的快感计，也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亦不必过于悲观。固然，网络在资料获得上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仅就知识产权的考虑计，较为晚近的文本就远不是网上免费张贴，浏览之间唾手可得。别的不说，寻觅当代学者的著述，该去的地方肯定是图书馆而不是网络。而作为写作资源的大多数历史档案材料，恐怕多半还得到各地的档案馆里去耐心搜索呢。
进而视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刷文本的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而这些新媒体所不能言，所不能为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例子之一是希利斯·米勒等人高度推崇的“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s）。2006年9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会议上，米勒在他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中，就经典小说和这些小说成功改编的电影做过一个比较，如近年来英国根据简·奥斯丁、狄更斯、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等人小说改编的作品。这些电影不像好莱坞的作风，大都忠实于原著，评价也好。可是米勒认为它们无法传达原作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自由间接话语”，即作家如何以叙事人的反讽式语言，用过去时态的第三人称，来将小说人物现时态的内在语言复现出来。这样一种叙述语言，米勒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无从捉摸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究竟是在读叙述人的语言呢，还是在读小说人物的语言。所以，我们读纸质文本，如果是好读者，一定要有种幽默反讽的禀赋，这和玩网络游戏，听流行歌曲和看电影电视，是判然不同的。
自由间接话语一般也称为“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它介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它带有直接引语的特点，又远比直接引语来得灵活；带有间接引语的特点，又似乎更接近人物的话语和意识。其描述人物内心活动，让人物内心深处精神世界的细微活动如实展现出来的文体功能，公认为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一切文学改编形式所望尘莫及。如有人举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以下这段文字，显示自由间接话语中小说叙事人和人物两重声音无间交融一体的绝妙效果，时当爱玛躺在丈夫查理身边，仿佛已然入睡，思绪却苏醒过来，做起同情人私奔的美梦：
她乘了驿车，四匹马放开蹄子，驶向新国度，已经有一星期了；他们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们走呀走的，交起胳膊，不言不语。他们站在山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见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圆顶，有桥，有船，有柠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钟楼有鹳巢。大石板地，他们只好步行；妇女穿着红束腰，举起地上的花一把一把献给你……⑦
这段叙述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叙述显然是随着爱玛的思路进行。整个话语洋溢着爱玛的天真幻想。假如这段话语完全从叙事人的角度来叙述，就多少会有隔阂，未必能够身临其境地表现人物想象世界的生机。说实话，一段话语究竟是叙事人出自自己的视角，还是站在人物的角度在展开叙述，换言之，究竟如何确定自由间接话语，多少还取决于读者的直觉。这样一种参入其中的阅读快感，在今天或许不复占据阅读行为的主流，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实际上，米勒本人所热衷的，也是在文化研究势在必然的今日全球化语境中，为书面文学辩。上述讲演中，他认为印刷文本的文学，即便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虚构句子，也必然掩藏着一个秘密。文学的秘密永远不会见诸光天化日，总是掩藏在讲述它的故事背后。对此他举过卡夫卡的例子。米勒称当卡夫卡用“他”来替代“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小说家。他引卡夫卡的名言：“我不经意间写下诸如此类的句子：‘他朝窗外望去’，这个句子已经就是完美的了。”何以言之？米勒认为，这里“完美”一语是指这个句子的含义一切尽在语境之中，它是一种文学的完美，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虚拟或者说虚构世界。诸如此类的还有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的第一段话：“他胳膊肘支着桌子，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了河流、桥梁，和河对岸青青的高地。”《判决》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的传记，小说最后父亲说：“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名叫格奥尔格的主人公感到自己是被赶出了房间，冲到河边翻过栏杆，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米勒提请人注意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交代过此则小说是他一个通宵写成的，它既是作者“真实生活”里畏父情结的再现，又似凤凰再生，逐字逐句构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虚拟的真实。写作由是观之，就其神秘性而言，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好似揪住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拔离地面，而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研究假如说指的是文学的文化、历史、社会和作者等方面的“外部研究”，那么它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法国实证主义一派的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文学理论、泰纳的三要素决定论、圣佩甫的作家传记批评，都可以算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前驱。而假如文化研究指的是当代表达、传播和接受方式迭出不穷翻新，消费和时尚文化颠覆传统高雅文学和高雅文化之后，日常生活中权力话语文化冲突纷呈，由此导致文学的作家队伍和批评家队伍一部分人移情别恋，转向文化制作和文化研究这一对象，那么文学大可淡然处之，反之坚守定自己的家园意识。因为显见的事实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并不意味文学的救赎情怀已经是明日黄花。
从文学史上看，文学由印刷文本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其历史不过是短短的三百多年，它的起端是17世纪末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来的西方各国。印刷文本的普及化，使期刊和小说开始走向市场，这本身是文学自足，摆脱贵族庇护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英国开看，斯梯尔创办《闲谈者》（The Tatler）报是在1709年，艾迪生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报是在1711年，两种期刊广揽街谈巷议和尽领是时时尚风气之先的俱乐部幽默，可见出英国式随笔的典范风格。而据1711年英财政部的统计，当年全英杂志销量225万份，合十人一份。之后《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一大批最早的名副其实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纷纷登场，由此拉开了罗蒂称之为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扮演心灵救赎时代的序幕。这也是现代民主的起步阶段。文学的印刷文本形式，这样来看，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走的是毋庸置疑的大众路线，而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在这之前，文学的主导形式是口传和抄本。那才是典型的“高雅文化”。此一时期资产阶级钱囊充裕之后，来全面接管公共空间的这一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细想起来和我们现时的文化转型语境，多少具有相似性。要之，既然文学的传播和承载方式有所变化，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应当是情有可原的。就此而言，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文化研究的挑战，不妨说面临的也是知识更新的挑战。但诚如恒久的生命力永远属于传统，而不是五花八门的反传统的努力；诚如我们的印刷产业正在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远没有成为夕阳工业，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文学悲天悯人的救赎关怀，将在它传统的印刷文本形式中永生。虽然，它未必是，而且我们肯定并不希望它是好为人师的宏大叙事范式。
①Lawrence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
②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③见《南京晨报》2007年07月15日。
④刘心武：《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⑤参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问世前后》，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27日。
⑥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⑦参见胡亚敏《叙述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