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学 救赎 文化研究 网络 自由间接话语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本文标题套用新近故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在南开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罗蒂讲演的主题思想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救赎真理，它曾经是宗教、哲学、科学，但是19世纪以降，这一真理变得主要由文学来加以表述了。所以，如果没有洛克、休谟、吉本、伏尔泰和卢梭，人类照样可以从牧师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但丁、彼德拉克、卜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培根和弥尔顿，我们今日世界的道德状况将无法想象。罗蒂建议把文学、文化视为人类自己营造的最后一个乌托邦，其间知识分子将放弃追索某种终极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想象力的产品。换言之，当代人将用文学的多元性来救赎哲学的一元性。当时本文作者提了一个问题：文学自身难道不是正在经历危机吗？今天几乎没有人读诗，也难得有人读小说，我们在看电视、追逐时尚，或者吊在互联网上，要么，讲演题目能否改为“文学文化的衰亡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此罗蒂的回答是，文学作品有难读和好读之分，难读即所谓的高雅文学在过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欣赏，它被接受的百分比与今天大致相当。所以，谈不上文学已是穷途末路。另外，罗蒂强调说，他所说的文学文化并不专指文学本身，也包括电影、电视等等一应大众文化形式，所以这里的文学是泛文学。关键是它们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中心主义的文化。
推想起来，罗蒂所言未必令人信服。首先，即便是今日所谓的纯文学或高雅文学，不久以前它的大好普及时光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就我们这一代读者来说，我们的阅读经验基本上是与文学的兴衰命运同步的。上世纪60年代，《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作品已经风靡不衰。“文革”开始后，鲁迅小说和他的一些杂文选本几乎是独霸天下的文学样式，虽然是一枝独秀、百花凋零，可是“独秀”的毕竟是救赎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一类古典小说，则依然在辽阔农村流转传布。之后王蒙、池莉、周梅森等一大批高雅和通俗双管齐下的作家一路走红，他们的作品好读，而正统的“文学”身份又不必怀疑。再以后就难说了，电视和网络这些新媒体，更多占据了我们的闲暇时光。文学变得急功近利，无论是作家写作，还是读者阅读的心态，多少显得浮躁。现在回想起来，文学毋庸置疑曾经抚慰过我们许多人的心灵，是我们许多人生存的必需。它之眷顾一个学童、之被保存在边远乡曲、之被热心的读者趋之若鹜，说明文学并非总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它曾经在非常普及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层面上，出演着救赎灵魂和经国济世的功能。
同样，罗蒂文化研究可以归入标举想象的泛文学研究的看法，大可质疑。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对守住人文关怀的传统文学研究构成了威胁，而且来势汹汹，颇有将后者逼入绝境不得不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态势。假如似罗蒂所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哪怕能在“泛文学”的旗号下和平相处，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威胁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反感消除之前，作如是观还为时过早。那么，文化研究又是什么？美国文化研究当红学者格罗斯堡等人所编《文化研究》一书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把文化研究看成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领域，运作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故此：
它在方法上是典型的阐释型和评估型的，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划等号，而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因此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①
就像一切文化研究的定义总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定义说不上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反对意见看来，它至少就混淆了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界限，而把社会整体视作一个表述性的概念，其间一切文化模式万宗归一，被化解成为一个统一单元。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像传统人文主义和高雅文化把目光紧盯住艺术特别是文学，反之主张将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悉尽纳入彀中。就格罗斯堡上面举证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来看，艺术包括文学实际上在文化研究中已经无可奈何地退居后台。信仰、制度则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味，所以文化研究最是得心应手游走其中的，其实还是格罗斯堡名之为“交流实践”的一应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生产形式。诸如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美容中心、主题公园、电视、电玩、摇滚乐、流行音乐、娱乐明星以及言情八卦小说这些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载体，堂而皇之成为文化研究的阐释对象。
文化研究由是观之具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述，它的阐释对象正是我们今天生存其中的文化现实，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现实。当年令文学骤然生动起来的文学青年们，不再前仆后继做文学梦，反之今天除了在绝塞僻壤依然保留下来一份对于文学的憧憬，中心城市的昔年的文学青年后备队伍，大都义无反顾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说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网络游戏这类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新媒体形式，已经势不可挡地替代书本和纸笔，成了他们新的阅读和交流主导形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精辟地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之下，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但今天出现的不是歌德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而毋宁说是一种以电子通讯技术为公分母的“世界文化”。这个“世界文化”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它肯定不是天下大同的产物，反之它千方百计规避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快感和权力，由此成为理解此一“世界文化”的关键词。甚至，这一忤逆的快感不仅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它同样被及肉体。英国当今大众文化的代言人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即对电子游戏进行过这样的文本分析，他指出，游戏时玩家对于游戏的过分专注与高度紧张，有时甚至是瞬间的肌肉痉挛，使自我在社会中建构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散失，这一瞬间玩家进入了一种近乎完全自然的解放状态，这时所指（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头脑和身体）和能指（自然的头脑与身体）便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解放关系。而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崩溃，导致了玩家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暂时规避，产生了性高潮式的快感。故费斯克得出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电子游戏厅是机器时代语义的妓院②。
应当说费斯克并不是危言耸听。令中国千百万玩家欲罢不能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据悉为避免青少年上网成瘾，其防沉迷系统将在《魔兽世界》中国所有大区正式启动，玩家连续上网时间将受控制，同时为核准玩家是否年满十八周岁，所有用户账号将提交公安部门验证③。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今天网络如何担当快感和欲望供应商的问题。语义的快感曾经是文学的专利，但是现在文学似乎成了明日黄花。生命力充沛的年轻一代移情别恋，由是观之正是意料中事。所以不奇怪，一些地方作家协会，新加盟的会员每每退休人员和拥有“资源”的在职干部为多，年轻的血液则少之又少。这应能显示文学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它是在拯救怎样的灵魂。文学会不会同琴棋书画一样，沦落为闲情逸致的摆设？想想就有点不寒而栗。
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今日事关国计民生当务之急的文化产业。关于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我国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九大行业门类，纳入了文化产业的管理范围。在这里一切批判理论和引导理论，离开了市场的逻辑，都将显得言不由衷。我国政府“十五”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战略性经济，这个决策虽说姗姗来迟，可也算是来的及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这样来看既是势在必然，它对文学的冲击，也愈益彰显出来。比如已成霸权的影像文化是否，以及怎样对文学发生了某种威逼利诱？无须揣摩主编脸色的网络写作，以及此一写作的走红模式，又怎样改变了文学写作的价值取向？而相当一部分文学期刊的时尚，甚至“媚俗”路线，又是怎样引导了它们的传统作者和读者？此外作家队伍的两极分化，又怎样推波助澜了急功近利的写作心态？进而言之，文学风格的推陈出新，能否赶上时尚变幻更新换代的速度？换言之，当一切皆为时尚左右，文学与生俱来的那一种悲天怜人的救赎情怀，是否无可奈何终将成为泡影，化为商品利润和时尚流转的走卒跟班？这也似乎并非是耸人听闻。
二、文学救赎功能的演变
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学看作修身立命的不二正途，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对内可以冶情养性，从而救赎从国家到个人的精神生活一并物质生活，修得身前身后不朽声名。从我们更熟悉的上个世纪的文学流变来看，《阿Q正传》是拯救国民性、《子夜》是拯救民族资本、《沉沦》是拯救迷惘青年、《雷雨》则拯救了泯灭的良心……一切因为救赎而光彩斐然，一切因为救赎而使人读来欲罢不能。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着时代的精神。曾经激动了多少人心的“新时期文学”亦然。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的文学，在出演灵魂救赎功能方面，几可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比肩，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那是非常虔诚的宗教性的文学。事实上叱咤风云的一批作家，大都也是在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意识里面浸润过来的。感觉就是一个人从炼狱烈火生生还过来，惊魂甫定后，来娓娓讲述烙印在灵魂里的惊心动魄故事。卢新华的《伤痕》写浪子女儿归家却忏悔无门，母亲的苦难转喻国家的苦难，这苦难到底化作了主人公意识和无意识中永不磨灭的伤痕记忆。刘心武的《班主任》则写班主任张老师怎样在两个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中辗转反思，小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叫人不敢恭维的，比如它的结尾，时班主任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
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 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 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 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④ 这样的结尾在今天变得无比挑剔的批评眼光来看，肯定是犯了大忌，无怪作者也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看来，当年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的这两篇发端之作，叙事手法都还显得僵硬，远谈不上挥洒自如。假如文学仅仅从审美价值上来做定义，那么它们肯定就都不足一道。它们的风光毫无疑问得缘于中国感时忧国的文以载道传统。这一传统最好的生存土壤，是当国人的苦难意识给充分激发出来之际。彼一时期中国大起大落、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就是给救赎文学提供最好的生存土壤的。
救赎的对象甚至不仅仅是抽象的作为精神符号的人性。如果说卢新华和刘心武是时属于初出茅庐的新手，多少显得稚嫩。那么劫后余生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其救赎的热诚因为轻车熟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贤亮的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读起来活像一部圣徒忏悔录。《绿化树》序言中作者说，这一部树他要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出身，而且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熏陶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故事。这和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在《忏悔录》里叙说他青年时迷恋希腊罗马文学，独不思敬畏上帝的痛心疾首状，基本上是如出一辙。这可见在宗教语境缺失的当代中国，是文学替代宗教在担当灵魂救赎的角色。不但救赎灵魂，甚至救赎肉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黄香久以她好耐心的火热欲望，奇迹般地治愈了男主人公章永粼的生理无能。这真是一种如大梦初醒一般的快感。欲望在这里以身说法，雄辩地证明它的魅力丝毫不下理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实用理性。
或许文学救赎功能的最好注解该推王蒙。当初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过是则短篇小说，按说它是属于柏拉图所谓歌颂当代的“好诗”一类，可是转眼之间便有人将它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提，烽火之旺直至惊动最高领袖，要不是毛泽东发话，只怕王蒙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还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⑤。关注甚至直达小说的技巧层面。这可见文学经国济世的意识形态功能，早已经不言而喻被定准为她的天生使命。假如文学仅仅事关闲情逸致，它不可能搅动上下层层的国家机器。新世纪伊始，王蒙《春之声》、《蝴蝶》等一大批小说，以潇洒和智慧双管齐下的意识流手法，尽开风气之先。但是从欧洲联想到中国的春之声也好，还是庄生梦蝶的迷离恍惚也好，王蒙是以万变应不变，一如既往在歌唱苦尽甘来、否极泰来的社会新转机主旋律。其意识流手法游刃有余的娴熟操作，则不妨视为连带着一起救赎了是时被认为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文学表现手法。有评论家认为，当年这一批“伤痕文学”的救赎情结，是一种受虐心理使然，可以名之为“张贤亮症候群”，向我们反复重申两个基本原则：
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须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 这荣耀本身的附加值……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 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