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西蒙与奥利维亚的爱情线索，小说出现了多次高潮。第一，西蒙的前女友艾尔萨，有一次在与他发生争执、心情不好的时候，在与他一起滑雪时，偶然地发生了雪崩，从而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真是让人欲哭无泪的一幕。第二，在他们所居住的公寓里，奥利维亚为西蒙留有艾尔萨生前的一盒软盘而吃醋，终至于发生严重争吵，这前前后后所产生的情感与进行的心理描写，也够动人心魄；第三，他们回到美国九个月以后，奥利维亚居然生下了一个婴儿，让她在冥冥之中意识到婴儿与邝之间的神秘联系：“所有我知道的正是我想相信的。我得到了一件来自邝的礼物：一个胖胖的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女娃娃。哦不，我没有给她取名叫邝或者内利。我还没有那样病态式的感情用事。我叫她萨曼莎，有时叫萨米”（348）。这说明“中国姐姐”的爱已经转化为了新一代的生命，将继续伴随着他们的一生；同时，也说明只有当他们在中国这一片梦的原乡恢复了本性与本能之后，才有可能再次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到了晚上，西蒙和我在那张婚床上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做爱，但是并不是出于欲望。当我们那样合成一体时，我们能够希望，能够相信爱情将不容许我们再分开”（344）。至此，现行社会中那些理性与僵化的教条终于被人类原初的原始感性所挤压，让他们的爱情生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他们的情感与心灵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并实现了新的质的飞跃。
三、 东方与西方：由冲突到多元的文化回归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有不少对美国华裔自我身份寻求与认同的描写：到底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根还是以美国文化为根？在《通灵女孩》中，奥利维亚许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氏，是姓“毕晓普”，还是“鲍伯”？是姓“伊”，还是“拉贾尼”？正是在对自我来历与根源的发问中，体现了一个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而这正是小说伦理思想的独到与深刻之处，“好小说不应该止步于人物性格、命运的描述上，而通过故事情节，拷问文化的冲突，方能显示作品的思索和挖掘生活的深度”（士曾）。谭恩美的小说正是以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描写与不同文化身份的寻求而显出她的独异之处的。她以亲情、爱情与人情等具体内容，来寻求人物在文化身份上存在的差异。李邝基本上不存在文化身份的危机问题，文化身份的困惑与危机主要体现在奥利维亚身上，以及以她为代表的那一代美国华裔身上。当她要与西蒙离婚时，自己也不知道应当叫什么名字：“奥利维亚·伊，我大声地说了几遍。那听起来很异样，仿佛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就像邝一样。那使我有些困扰。被迫与邝一起长大可能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想长成什么人的原因之一：她是个多重人格的角色模特儿”（158）。在想离开西蒙而独立时，却丢失了自己的姓氏：原来跟着西蒙姓“毕晓普”，现在要改姓父姓“伊”，却觉得这种中国姓氏很是怪异，也很不自愿。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身份之不同所造成的。正是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作家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的审美理想。其实，这样的身份危机并不是从她那个时代才开始的，在太平天国时代，中国人“老鲁”与具有一半夏威夷血统的“一半”在一起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老鲁说：“一半，你怎么能为这样一个人做事呢？没有忠诚，没有祖国，也没有家庭！”这时，一半说：“看着我，我是一个死去的母亲生出来的，所以我也就不是任何人生的。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外国人，这又使得我什么人也不是。我属于任何人，所以我也不属于任何人。我有一个父亲，对于他来说，我甚至连他的半个儿子都算不上。现在我有个认为我是一笔债务的主人。你说，我到底属于谁？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家庭？”（150—151）谭恩美为何要将故事的发生背景与东方的中国联系起来，为什么要将现代的美国与古老的中国联系起来，从文化的差异寻求认同与融合，更能体现她深刻的创作思想与人类情怀。
小说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人们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隔膜，并展现了他们努力地克服这种差异而在生活与生命中走向统一与融合的过程。当李邝只身一人来到旧金山，奥利维亚及其两个兄弟不愿接纳她；奥利维亚根本不理解其她的“中国姐姐”，对她身上所存在的一切与她一切的言行都看不惯。对于李邝姐姐的到来，她的哥哥与弟弟也同样不习惯，有的时候只是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其母亲只是将邝当作免费的保姆，没有反对过人们对邝的轻视；继父只根据奥利维亚的告密，就将李邝送进了精神病院。总之，在西蒙与奥利维亚的婚姻危机中，邝姐姐的种种关心与爱护，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相反，奥利维亚认为邝是以中国人的心理来管她的事，许多次都不愿意听完姐姐的话。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在李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中国血统与中国文化，让她产生一种情感与心理的落差，并产生冲突与困惑。 我们发现，《通灵女孩》中所描写的人物，许多都不是单一的血统，而是以混血为主，既有东方人的血统也有西方人的血统。即使在“前世”即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时代，所出现的人物也是以混血为多。在小说中，西蒙是爱尔兰人的后裔，李邝在小的时候也有借尸还魂的经历；奥利维亚是华人与盎格鲁人的后裔；在太平天国时代，“班纳”是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女性，“一半”是夏威夷人的后代，如此等等。作家对人物形象的选择与经营究竟有什么深意？这其实是体现了人类应当共生共荣的伦理理想：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往来，并且自那时候开始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混血的人种毕竟不是少数；在世界各地往来的人，多数都属于“世界公民”，从血缘关系来讲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文化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可以有机地交织在一个维度上，并形成共振。
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所写的人物，许多都是不健全的，如邝姐姐的前生叫“女怒目”，也就是只有一只眼睛的独眼龙；现世的邝姐姐是可以“走阴”的人即能够与阴人对话的人，具有巫婆的性质；其前世的情人“老曾”，则是只有一只耳朵的男人；班纳小姐的情人“一半”，只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如此等等。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而多半是作家的故意为之，也许是想以此说明地球上的东方与西方文化如果不能相融的话，那可能是有病的、残缺的、不健全的；而东、西方文化如果能够相融相生，才可能产生如奥利维亚婴儿那样的新人。小说中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描写，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不是一个平静的面或是一种理念的演绎，而是一个立体的创构。从小说中我们看不出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存在，活动着的只是人物形象，讲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是对自我与他人的心理剖析与情感表达。小说对东方与西方人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描写，具体、生动与形象；对东西方人生活习惯的差异性与共性，也有独到的探索。作家通过对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古老东方文化的神奇与神秘，说明了原始自然的东方文化恰好是医治西方文明的一副良方。东、西方人物身上所代表的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的过程，在小说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与深刻的表达。
所谓“回归”，其实也就是在文化差异与冲突中寻求一种多元性，并不是要完全消除两者的差异，而达成绝对的一致。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小说中也看到直到最后，西蒙与奥利维亚对于东方中国的现实也有所批评。桂林地方官员，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不惜破坏原始的自然环境：“众多的旅游者在山谷晨来回践踏，而长鸣的居民们则把坟墓上的石块作纪念品四处叫卖。在村庄的头儿和当地官员之间，就谁拥有这些洞穴和谁能够拿走其中物品爆发了一场争论”（344）。对于具有保护自然生态思想的美国人来说，中国的自然山川越原始越好，但中国也要生存、也要发展；当然，也有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小说中存在的这样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忧虑，其实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对于西方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习俗，作家也不是完全认同，往往是肯定与否定参半的。如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按照贝蒂婶婶的说法，我母亲在葬礼上发誓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她发誓要教导我们这些孩子给伊家争光，她发誓要找到我父亲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邝，并把她带到美国来。她仅仅信守了最后一个诺言。（6）
女儿对自己妈妈的议论，当然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口气，因为其母并没有给予他们母爱，有一些怨气；但她的妈妈在葬礼上发誓的内容，多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看重的。这就说明小说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的指向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是统一的而非分裂的，是可以汇通的而不总是对立的。这种文化伦理的相通、相融与相生，正是作家伦理思想的核心。
谭恩美是一个具有道德感与责任心的作家，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才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容及其思想表达。她自己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觉得正是有了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小说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样感受力的读者” （张璐诗）。如果说她有自己的小说理论的话，注重文学的道德观与作家的责任心，追求小说的伦理价值与教育意义，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她对于东西方社会生活中伦理问题的思考，是通过作家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来表达的，是通过小说特有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达到另一个文化”（马尔库斯等 73）。谭恩美正是通过自我的家族与人生的历史，从情感与经验的层面来认识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种种伦理困境，并决定了小说的伦理叙述的基本结构。在《通灵女孩》中，通过西蒙与奥利维亚的夫妻关系、奥利维亚与李邝的姐妹关系、西蒙与艾尔萨的情人关系、李邝与李彬彬的亲属关系等等，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在伦理观念与行为上的由冲突到对立，再到融合与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种理念上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了许多许多的生动而感人的故事与情节里。不论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在理论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但在许多基本方面都是相通的，如在以性为基础的爱情生活上，在弟兄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上，在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生的关系上，在人的生、老、病、死的共通性上，都是基本相同与完全相通的。《通灵女孩》存在的三个伦理维度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与支撑的结构：以李邝与奥利维亚的姐妹关系为第一维度，以西蒙与奥利维亚的夫妻关系为第二维度，以东西方文化关系为第三维度；以前两个维度为显在形态，以第三个维度为隐在形态；前两个维度共同支撑第三个维度，以表达作家最为核心的伦理思想。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表述，而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出之以生动与丰富的艺术形态。所以我们在《通灵女孩》中可以看到：奥利维亚最终还是理解了“中国姐姐”为她所做的一切；她与西蒙的婚姻生活也获得了生机；在山谷里遇到的那个仇视他们的放牛青年，后来也与西蒙一起喝酒并成为了朋友；小时候受到李彬彬迫害的李邝在大妈死后也处于忧伤之中，如此等等。作家想让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幅由对立到和谐、由冲突到平静、由危机到生机的生活画面，而这正是一幅幅东西文化关系的伦理图景。
注解【Notes】
① 书的原名是：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有人译为《灵感女孩》，显然是不符合原意的；有人译为《百种神秘感官》，虽然比较准确，但属于硬译，不像一部小说的名称，也没有将主人公的性格译出来。笔者认为《通灵女孩》的译名比较恰当，能够体现“中国姐姐”李邝具有与灵异进行交流的本事。不过，本文所引中文译文，仍采用孔小炯等译：《灵感女孩》（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后文作品文字均出自此版本，仅在圆括号内标明页码，不另加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Marcus, Gorge E.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cis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士曾：“谭恩美笔下的灵异东方”，《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4日。
［Shi Zeng. “Amy Tan and Her Ghost Orient.” Chinese Readers Daily,March 14,2006.］
谭恩美：《通灵女孩》。孔小炯 彭晓丰 曹江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Tan, Amy.Hundred Secret Senses, Trans.Kong Xiaojiong,Peng Xiaofeng and Cao Jiang. Hongzhou: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9.］
张璐诗：“华裔作家谭恩美专访：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新京报》2006年4月14日。
［Zhang Lushi. “An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Chinese Writer Amy Tan: I am an American Writer.” New Beijing Daily, Apri l4(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