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杜拉斯就遇到了叙述的困难：用一种对她而言缺乏文化基础的语言叙述跟她所操的语言文化渊源甚少的异国他乡的童年生活经历。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又促使杜拉斯寻求一种突破。由于感受最深、最难忘的生活经历就是童年的生活，因此她叙述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亚洲。可是在她创作生涯的初期，杜拉斯最大的危机恐怕是缺乏文化认同的危机，尽管她在以后的谈话中声称自己“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那是因为她已经融进了法国文化，文化认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缘故。在最初的创作中有了这种认同的危机，杜拉斯既难以承认自己属于东方文化，也难以毫无心理压力地承认自己属于法国文化。矛盾中的杜拉斯只能在叙述中寻求：寻求一种文化的根。为了掩饰自己，《平静的生活》中的纪热姆叔叔、《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少女苏姗娜和她的哥哥约瑟夫、《伊甸影院》中的母亲等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她后来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中的谈话、倾吐寻到其生活的蛛丝马迹，然而她在这一阶段对自身生活的承认，对自己身世的认同，或者说是对造就了她童年生活的异国文化的承认是小说化了的，不是公开的。在这种半公开或者说是神秘的叙述身世的过程中，今天看来只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与苏姗娜可以与《情人》中的母亲和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相等同，因此，这一种承认自我的选择也是一种使书中人物逐渐清晰化的过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空间与时间难度极大的跨越。一端是现实存在，那里的山、那里的丛林都留有杜拉斯童年的歌声，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之中，在她心中隐藏着。当她的笔端触及那片遥远的土地，打开尘封的记忆时，在那个难以明视的内心世界里，歌声被寻到了，笑声被寻到了，睡卧在湄公河边那无数个夜被寻到了。然而，杜拉斯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那自由而野性的东方童年就是自己的童年；而另一端，长期以来对她而言仅仅是一种概念，仅仅是一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思想，那就是她母亲经常给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是法国人。”这种观念在她回到法国后忽然变得清晰，变得有实际内容起来。此时此刻杜拉斯才处在了认同的两难之地：当这种“你是法国人”的观念变成现实时，杜拉斯反而觉得不现实，因此她所看到的一切与正在经历的生活都与她看到的经历过的有着千差万别。杜拉斯便一下踩在了空中，她脚下的那块东方土地突然间消失了，丢失了某种应该得到的保护，好像她同时被两种母语文化所抛弃，而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便成了她写作上的一种痛苦。她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中谈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我认为在一位生过小孩与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之间有着本质差别。我把分娩看作犯罪，好象被丢掉，被遗弃了，我认为分娩无异于谋杀”（Duras and Porte，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23）。文化的遗弃恰似分娩，会产生撕裂的痛苦，杜拉斯的痛苦正是被遗弃、没有文化根源或者说是缺乏能够认同的文化根源的痛苦。从文化之根（她所认同的东方文化）的丧失到建立，杜拉斯所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文化无根或者文化悬空历程。寻根是杜拉斯最痛苦的经历，因为她所寻求到的恰恰不是自己所能够认同、而且需要遗弃的文化之根。与自己认同的东方文化之根割裂，与陌生的西方文化建立某种联系，其中的文化悬空是杜拉斯的尴尬和羞于启口之处。因此愈是深入法兰西文化，愈要经历与东方文化的别离之苦。这种欲爱不能、离别撕裂的痛苦在其创作中越来越强烈。正是这种游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痛苦感情方使杜拉斯形成了独特的杜氏风格。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明显地表现在杜拉斯的创作中，《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劳拉·维· 斯坦茵的沉醉》从失去爱情、被爱情遗弃到寻找爱情的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这种被遗弃的痛苦在《副领事》的女乞丐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女乞丐在怀孕后被赶出了家门，可是她每次出发后，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故乡，经历了三番五次的努力，在经历了与父母离别的痛苦，与故乡的土地离别的痛苦之后，她才在远离故乡的加尔各答把她拒绝生出的孩子过继给一位白人夫人，她便在加尔各答扎根生活。副领事所经历的恰恰是那种欲爱不能、欲罢不休的爱情的痛苦，他深爱不渝的正是他不能爱的人，因此被爱抛弃的副领事在空旷的加尔各答高声嘶叫：“我爱你”，没有回应。没有着落的爱伴着孤独而绝望的副领事在贫瘠、荒漠的加尔各答流浪，寻求一方自己的栖身之地。
这种没有着落的爱情，这种因为爱而撕裂，而痛苦的感情渐渐地化为一种沉醉。《劳拉·维·斯坦的沉醉》中的劳拉，在一次舞会后失去了她所爱的人。杜拉斯没有描述劳拉那种副领事般断肠欲绝的撕裂爱情，而是把笔端伸向了劳拉对那次舞会的心醉神迷，对已经失去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寻回那个岁月的劳拉，沉浸在对过去爱情的忘情之中，劳拉渐渐地接近了虚无缥缈，美妙无比的境界，那时的劳拉在执着的追求中逐渐丰满，有血有肉起来，又渐渐地依附在今日那活生生的劳拉身上。劳拉生活的全部就是全身心地生活在昔日的爱情之中，就是全身心地把今日之我融进昔日的我中，进而演化出美妙无比的另一个劳拉，著名作家布朗舒称之为：“既不是纯粹的虚无，也非人物的完全丰满，而是活生生的人似虚幻一般”（qtd. in Bajomée 33)。
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为被抛弃而迷茫，都是因为失去了脚下的土地，失去了活生生的爱情而恍惚，而痛苦。他们的迷茫，他们的恍惚，他们的痛苦就是杜拉斯的迷茫，就是杜拉斯被遗弃的痛苦，就是杜拉斯寻求难果的艰辛写照。迷迷茫茫的杜拉斯、失去文化根基的杜拉斯在茫然无知中像《副领事》中的那位女乞丐一样寻找着她的家。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方文化的割裂，而又无法融进法兰西文化的痛苦，构成了杜拉斯创作的双重压力。杜拉斯不但要承受与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割裂的痛苦，更要承受割裂后所遗留下的巨大空白，空荡的心灵需要一种精神回补。回到法兰西，寻求一种她每时每刻都看得见、听得见，却又难以全心身介入，却又被另一种亲身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文化所阻拦的母语文化，杜拉斯的痛苦便不言自明。她的创作过程就是让渐次远去、被自己奉为母语文化的东方点点滴滴地融进法语文字之中。她的语言更加独特，内涵更是别具一格，这种情绪在文字中的表达也十分突出，让人吃惊：“我看见了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仅仅能听见不能听的东西，”“我不认识她，所以她很亲近”（qtd. in Bajomée 34)。这些看见与看不见，听见与听不见，不认识与亲近的矛盾正是杜拉斯面对自己的母语文化那种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似曾看见却难以融合的矛盾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绪中，在这种犹犹豫豫难以顺畅的文笔中，流露出了杜拉斯那种被母语文化抛弃的悲愤感情，流露出杜拉斯寻求文化渊源的痛苦经历。那种既身处其中又被置之其外，似有却无，无所适从的处境正是她内心那种欲爱不能、欲罢难休，执着寻根的艰辛而又痛苦的宣泄与表现。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的约瑟夫以及后来的《林中的日子》中的儿子一直都是模糊不清、难以认同的家庭成员。经过这种反复的认同，经过这种反复地让童年的形象、异国的生活与法语语言磨合，形象不但越来越清晰，语言也不再是叙述那种异国经历，少女情怀以及担忧可能出现的乱伦关系的障碍。经历了难以认同的痛苦之后，杜拉斯好像到写作《情人》时忽然把自己从一种文化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形象的清晰，没有文化渊源的恐惧的消逝赋予了杜拉斯以新的自由，以新的权利，她左右逢源，操着法语语言在童年的异国生活中进出无阻，因为此时此刻，她不再担忧自己不是法国人，不再担忧自己缺乏文化基础，因此她才敢公然承认东方文化在她心中的份量。童年的深刻回忆，童年的强烈印象，少女的初恋，少女那肉体上的快感，少女对那位恋人、对那位哥哥捉摸不透的爱，被任凭杜拉斯摆布的法语语言穿过，语言中饱蘸着作者今日的激情、今日的特殊视觉、今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今日已经完全融进自我的法兰西文化。昨日的少女，昨日的恋情，昨日那在《情人》住房的四周传来的脚步声、叫卖声和用汉语高喊的声音，全部融进了今日的叙述语言，全部被语言载入更大、更深的文化海洋。昨日与今日互相交融，承载法兰西文化内涵和模式的语言与具有东方文化模式的经历互相拥抱，产生了非常和谐的统一。此时的我便是彼时的我，既不是此时的我渐渐被抹去，也不是彼时的我逐次显现，而此时的我在彼时的我中成熟，在虚幻的我中逐渐丰满。尽管杜拉斯此时此刻已经把东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完全融进了法兰西文化，然而那种文化的痕迹仍然在《情人》的某些段落中依稀可见：“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你要爱我，我也希望你和平常与其他女人相处那样去做。他看着她，好像惊呆了，他问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她回答说是的”（Duras, L’Amant 48）。整部小说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我”，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第三人称“她”，“她”就是对今日之“我”的否定，自由间接引语中的我建立了她，那位少女与我，今日的老太婆之间的等同关系。她正是沉留在过去岁月里异国他乡的少女，是存在于彼文化、抹不去、挥不掉，同时也难融进此文化的独立形象。
杜拉斯融进母语文化的过程，就是摆脱东方文化的过程。摆脱含有撕裂的肉体与心灵痛苦，融合则会产生一种欢快神醉的肉体与心灵享受。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杜拉斯既经受着离别的苦涩和无奈，也享受着寻求的欢愉与沉醉，因此，杜拉斯的笔端既喷射着愤怒与哭泣，也流淌着欢快与笑语，这，也许正是杜拉斯风格。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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