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跨文化 杜拉斯 文化悬空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Abstract: Margaret Duras’s works are enriched with abundant and ever-changing implications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she experienced in her life. Her works are written in French, but the words she used in narrating her environment and the characters depict alien life sceneswith non-Frenc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en language as a form conflicts with the narrating content, Duras chose to adapt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Only by doing so can she reproduce the true features of oriental culture she had experienced, can there exist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between her love and hatred, her sufferings and jo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unique surroundings on the other, ultimately returning to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the French culture hidden behind it.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Duras’s work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The present author intends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Duras’s literary creation and her difficult course from cultural suspension to cultural conflict and finally to cultural fusion.
Key words: cross-culture Duras cultural suspension cultural conflict cultural fusion Author: Hu Sishe is professor of Xi’an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 China).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French literar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李小娟 18）。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其构成是不同背景下的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的创作具有更为丰富和不断变化的内涵，不要说其作品，就是其不同寻常的坎坷人生也会让读者泣哭不止，回味无穷。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说她是法兰西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也完全合情合理，说她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更是老生常谈。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我们暂且称之为杜拉斯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即是对初读杜拉斯作品的读者也显而易见：杜拉斯的写作语言是法语(最显著的法兰西文化的象征)；在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中，作者不惜笔墨地叙述了她童年、少年时的经历。作者在叙述其经历本身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人物时所运用的词汇又勾画出一副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具有非法语文化的特征)。此时此刻，具有法兰西文化特征的法语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和具有异国文化特征的异国生活经历，异国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发生冲突。作为形式的语言难免要和叙述的内容发生冲突，其结果不外乎这两种：或者扩展法语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或者限制杜拉斯小说的叙述内容。杜拉斯选择的当然是前者，只能让语言这种形式去适应其叙述内容，而绝不能因为语言而削弱叙述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再现杜拉斯所经历的彼文化的真实风貌，也才能使杜拉斯所经历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与它们周围的特殊环境相得益彰，互相隔合，最终又重归于博大精深、能纳百川的法语语言以及它后边所隐藏的法兰西文化。作为形式的语言，所叙述的内容却是一些与法语环境不协调的生活经历与真实事件。杜拉斯的创作就是一个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其中的困难和艰辛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要追寻着杜拉斯的创作道路，才能认识和体会这种认同的反复和认同过程的痛苦。造就杜拉斯创作风格的也许正是这些反复和痛苦，也许正是难以准确表达自己感情的痛苦，也许正是这种文化渊源的匮乏。杜拉斯寻求文化渊源、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漫长又痛苦，犹豫又执着。 一、文化悬空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白人居住区，直到1932年离开越南，她的童年和生活环境都与印度支那有关，后者也构成了她最天然并沉留在潜意识中的文化之根。童年的生活留给她的也许就是那每日无休无止流动的湄公河水，也许就是她和哥哥在南亚丛林中那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就是那一具具因为没有饭吃仅靠没有成熟的芒果充饥而死去，尔后被扔在沼泽地中的儿童尸体；也许就是七月的海潮来临时那些背井离乡，划舟远行的当地人。这些经历的深刻背景决定了其东亚文化的特性。诚如杜拉斯在她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所叙述的那样：“然而，湄公河却留了下来，我就在河边睡觉，玩耍，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心中”（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7）。她在另一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的谈话录中，说得更加明白：“她(杜拉斯的母亲——引者注)没有时间照看我们，再也不去想她的孩子们，因此，我们就到处乱跑，不是整日呆在树林中，而是在小河边、在湍流的小溪边流连往返，我们所称为的小溪就是那些奔向大海的湍流。我们打猎。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母亲常给我们说：‘你们是法国人’，等等” （Duras and Porte， 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60）。她在《文字的色彩，与多米尼克·诺盖关于8部电影的访谈录》中也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我出生在远东，是克里奥尔人，我一直在那里，在越南生活到17岁。我的越南语跟法语一样流利。18岁时，人家告诉我‘你是法国人，应该回法国念大学’。我很难适应你们的国家。我是用这个国籍报户口的，而且我总该到什么地方上大学吧”（Duras, La couleur des mots 26－27）。在杜拉斯的头脑中，越南所在的印度支那成了她的母国文化，成了她构筑人生的起点和源泉。“你们的国家”作为母国文化最大的敌人横在杜拉斯面前，但也是杜拉斯心中最希望认同的土地。杜拉斯痴迷和认同印度支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和她的家人经常受到生活在越南的殖民地白人统治者的排斥和鄙视。在充满自传色彩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杜拉斯都触及到了这种伤痛：“苏珊感到自己很可笑，她的可笑显而易见，自从她踏上电车通往上城区的公路，就不知不觉产生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但得到证实，而且越来越强烈，当她到达上城区中心时，已经为时已晚。嘉尔曼错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在这些街道和人行道上，走在王公贵族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同样的行走权利。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目标，行走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同类中。而苏珊则没有目标，不是他们的同类，从未在这个舞台上露过面”（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 133）。“下午5点，午休之后，白人得到了休息，连晚凉也冲过了。他们身着白装，清净洁白，走向网球场。……我的裙子让我难堪，简直是婊子的裙子。我满脸不自在，心里难受”（Duras, Eden cinéma 109）。白人在这所城市里建立起属于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飞地”，书中的主人公把自己和那些行走在其中的白人区分开来，她在白人中间属于另类，在她的观念中，她不是白人。她的遭遇就是杜拉斯及其家人在越南生活的真实写照。直到1987年杜拉斯发表《物质生活》时，她对越南的怀念和认同如故，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改变她对越南的感情：“我的故乡是水乡，是湖的故乡、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湍流的故乡、是沼泽的故乡、平原上充满泥土味的河流的故乡，下雨天我们在河里避雨……人一旦长大成人，所有这一切便成为身外之物，我们不可能永远把这些记忆带在身边，而把它们存放在最初形成的地方。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Duras, La vie matérielle 70）。对东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在几乎所有允许她说话的地方，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这样的观点，而且越是与法国文化接触的时间长，与它的融合度高，她对东方文化的怀念就越强烈。即使到1990年，杜拉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依然表达了对法国的厌恶、对童年故土的怀念，抹不去的愁情跃然纸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她法文考试总拿第一名，厌恶法国，无从解脱远离童年故土的乡愁，吃不惯带血的煎牛排，喜欢文弱的男子，浑身洋溢着世上少见的那种性感”(31)。但是，由此就说杜拉斯完全认同印度支那，把越南作为母国文化，其社会环境和文化根基还非常脆弱。她母亲常说的“你们是法国人”这句话却时不时地冲击她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她在面对越南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她不自觉地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使她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文化。“与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他旁边专门留给白人的座位上”(Duras, L’Amant 16)。她在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的对话就是证明：
格·戈—“因为你拥有双重文化，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些等待、渴望、想象的东西，而你则体验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但是却不能体验。”
玛·杜—“你知道，我的母亲为了修建堤坝而倾家荡产。我已经叙述过了。18岁时，我离开那里来这里参加哲学考试，这是我生活的第二部分，上大学时，我不再想自己的童年。那实在太痛苦了。我彻底掩盖了。我在生活中步履蹒跚，我这样对自己说：我呢，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陌生，但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却是灾难，是殖民主义，是这一切，不是吗？”（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6）
法国人与越南人这种认识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的悬空者，也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这时，杜拉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使她在两种文化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李小娟22）。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既难摆脱根深蒂固、有着东方民族精神和殖民地时代精神、有着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的童年以及形成这种文化模式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又难完全融进写作时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一个动作和习惯中体验着的法国文化。法兰西文化模式的建立以及内涵的形成对杜拉斯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杜拉斯需要从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方面，从生活习惯到写作习惯努力适应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要求。她的叙述手法耐人寻味，对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认同的过程同样令人深思。 二、文化冲突
1932年，杜拉斯在18岁时回到她的故乡——法国，她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原来那种充满野性的亚洲人的习惯，原来那到处都埋着小孩尸体的沼泽地，到处都是青芒果的森林忽而变成了法国外省那彬彬有礼的居民、经常交往着的法国人。无论是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都经历了跨度相当大的转变。杜拉斯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带来的是文化的断裂。经历了18年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与母国文化的联系，其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她从出生一直成长到18岁，同时也被自己认同为母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刚刚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心中东方文化必然要占据统治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她从东方文化中带来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她眼前的这种母语文化格格不入。她便自然而然地要产生一种没有母语文化的羞耻，她自认为无法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她眼中的自我完全是法兰西文化(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异端。她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而且成为两种她所属于的文化的冲突，她便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她更无端地羞辱起来，这种心理表现在创作中首先是对法国文化的否认。如她在《情人》中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杜拉斯，《情人》8-9）。
在西方文化中所产生的羞耻心恰恰来源她过去引以为荣、习以为常的越南、印度支那。这时，她开始犹豫不决，甚至不知所措。为了达到与自己母语文化融合的目的，她甚至把自己回到故乡的一切活动完全与童年的经历隔离开来。在她看来，愈是远离童年时的生活与经历，就愈能把自己融进母国文化。因此，在创作的初期杜拉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自己作品的后面。为了避免这一文化上的尴尬，杜拉斯在创作第一、二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们》和《平静的生活》时，便把目光瞄向了能够体现法兰西文化特征的外省。杜拉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法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小说中的家庭，无论是达纳朗一家，抑或是维勒纳特一家都在小说开始时搬到了外省。两个家庭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纯粹是法国外省式的，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关系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诸如福楼拜、莫里亚克等法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作家。就连小说中所描述的个人感情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与莫里亚克所表现的家庭悲剧接近，然而莫里亚克描述的是自己亲身感受、深刻理解的家庭悲剧，他把那些没有爱情、各怀鬼胎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他那饱蘸情感的笔端抒发着自己的愤怒和绝望，那是他感情体验的结晶。莫里亚克所感受到的那些家庭悲剧与矛盾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的。由于杜拉斯描述的是她刚刚回到法国时的生活经历，她与法兰西文化的接触还很肤浅，对所描述的外省生活缺乏真实感受，对那种外省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她在小说中的描写只能是非常肤浅的粗线条。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作品所能引起的反响就可想而知。然而为了能融进理念中属于自己的法兰西文化，杜拉斯硬着头皮与她当时还很陌生的法兰西文化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其目的只有两个：忘记那让她羞于启齿的印度支那的童年生活，“彻底掩盖”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异国文化；通过这种描写直接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并没有被法国读者所理解，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无奈之中，杜拉斯把自己的创作瞄准了她最不愿意触及的童年、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痛苦经历。然而，笔端一旦触及她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杜拉斯的文笔便开始流畅起来，叙述也自然而真实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