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中国历史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发展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现代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自然、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时代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6〕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索［M］.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