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把是否依据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向社会批评、建言等，作为衡 量知识分子的标准，并强调所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实承上是需要他们的批评；对知识分子 的宽容，实际上是对他们批评的宽容。以此去观照八百年前的苏轼，不难发现，现在知识分 子的人生信条，正是当年苏学士所坚持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与处“盛世”而作“危言”的 人生价值取向的延续和发展。由此可以发现苏轼身上所闪耀的现代理性光彩。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批评；人格宽容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jud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is mad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tr uth. Moreover, it is highlighted that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actually the cri 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So the tolerance toward intellectuals is, in fact, th e tolerance of their criticism. Studies of Sushi, a famous intellectual in China 800 years ago, who advocated “criticizing the faults of one’s times and predi cting misfortunes even in prosperous time”, show that the belief of modern inte llectual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life orientation. Actuall y, Su Shi’s idea had the glorious flavor of modern reason.
Key words: scholar; intellectual; criticism; personality toleran ce
提起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人物，我首推苏轼。回顾苏轼的一生，应该说是坎坷的 一生，辛酸的一生，但也是辉煌的一生。苏轼终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 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因而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 。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阴毒”(参元三 年十月《乞郡札子》)。陆游把苏轼的一生总结得恰如其分：“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千载之心，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帜》)
一个人同时被两种互相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并时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姑且称作“苏轼现象”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苏轼 现象”，给苏轼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肯定“苏轼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苏轼现象” 的历史延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做事、立功、立德和立言， 为社会做贡献。
一
“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苏轼 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竭力想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不过他做忠臣，和别人有所不同。 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了这浩然之气，“ 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潮 州修韩文公庙记》)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才能在立德 、做人上为后人所敬仰。浩然之气使苏轼挺直腰板做人，理直气壮说话，光明正大做事，始 终坚持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做人的准则，永远向社会开口，或建言，或批评， 成为诤言詈当世之过的楷模。
苏轼的批评锋芒无所不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抨击社会不公。苏轼是一位留心观察社会，救时济世的作家。在他留下来的2700 多首诗中，真切描写人民穷困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无穷盘剥、官府苛征重敛的作品，占有相 当的篇幅。
其二，讥刺当世之过。苏轼性格耿介，一贯直言得失。早在仁宗朝应试制科时他就毫不 掩饰地警告宋统治者：“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 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P226-227)苏轼把国家比喻成一 个“忧然不乐”的病人 ，自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一般人也看不出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与常人有什么差别，但 扁鹊、仓公那样的高医却一看就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要想治好他的病，“固 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1〕(P226-227)他认为“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 以其动而不息也。”〔1〕(P226-227)天 下万物皆生于动。对于祖宗的成法，应当遇时而变，随时而进。否则，国家将会穷蹩，历史 也会止步。同时，苏轼还指出了“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1〕(P272)的 弊端，并忠告宋政府 ：农民是天下之本，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他们。现在国家白白养活庞大的军队驻于内地， 既不使征战，又不使生产，这岂不是“弃财”吗?国家强迫那些年老体衰的士兵蹈赴战场去 送死，这岂不是“弃民”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此外，苏轼还对冗官制度、 官府无穷的差徭、繁苛的律令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三，批评文辞不实。真实是文艺的生命。苏轼十分重视文艺的真实性。他极力反对晚 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但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 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因为在苏轼看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确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 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必然会走错路。旧弊也好，新弊也 好，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他在《书吴道子画》中，就曾极力赞赏吴道子的人物画，“得自 然之数，不差毫末”，并且把吴道子画人物的真切比喻成“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 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从他所推崇的实质看，却道出了一条 严肃的美学原则：文艺必须忠于生活。
其四，自责言之闪失。以批判而见长的苏轼，一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别人，解剖社会， 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向世人曝光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个“ 小”字。苏轼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早年就立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他与 那种依红、偎翠的风流文人和撮权贪禄的庸俗官吏不同。他自谓“始不自量，欲行其志”， 〔2〕(P1324)“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2〕(P1171)。他的宿志就是：“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P282)“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 饥寒为上瑞”〔4〕(P223)。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抱负，他才敢于看见不 顺眼就指责，发现错误就批评。真有点“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意味。直到老年，他把这种批 判的锋芒引向了自己。这是否说明他想否定自己一贯的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答案是否 定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轼至死不渝所坚持的“指归在批评”的坚定立场。人愈老 ，他这种批判思想愈加成熟，批判锋芒愈加犀利深刻。他老来的诗文，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所 推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儒教通病，即“空文而少实用”和“少有中理 ”的“偏见”之论。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尽职的具体表现。
二
苏轼之所以终生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原因 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苏轼对人生和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如何“救时”、“济世”，苏轼从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即要看准当世之过究竟在哪里 ，同时还要敢于把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且要指得准确、中肯，起到“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的作用。“言必中当世之过”，在今天就是作家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具体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对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尤其是消极倾向——不能 不提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在12世纪的苏轼，已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这和当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当然，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态度和目的是积 极的，建设性的，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的忠君思想是相统一的。
父亲的教诲使他树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博览古今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 炼就了他直言极谏的铮铮铁骨，养成了他论人论事，客观、全面，既肯定优点，更强调缺点 的思维品质。他在《韩愈论》里有这样几句名言：“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 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主张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搞绝对化，苏轼的思想是非常现 代化的。正因为如此，他论先秦诸子百家，评李、杜、韩、柳等文坛宿将，始终坚持自己作 主，拿出眼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价原则。这在《商君说》、《书学太白诗》、《记 子美陋句》、《评韩柳诗》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其次是宦海沉浮，坎坷人生所养成的平民意识。 政治上的种种磨难，更拉近了苏轼与贫民百姓的距离。贬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 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5〕(P656)；谪海南时，自度“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乃至“处置后事”，与儿子决别。〔2〕(P1695)“政治上的打击和失意，使苏 东坡有机缘与下层生活靠近，扩大视野，体察艰苦生活。难怪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 雨》中概叹：“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轼自居于平民，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种思想和意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决定了 苏轼能以常人的眼光，常人的心态和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审视他人、他事和自己。这样就容易 做到，看见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假就是假，真就是真，绝不会把 丑的说成美的，把恶的说成善的，于人于己，向来如此。正像鲁迅所说的，“老百姓虽然不 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 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6〕(P350)贫民意识使苏轼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置生死祸福于不顾。常说，敢说人生社会的弊端，这在苏轼身上似乎已经个性 化了。
其三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苏轼一生因直言屡遭不幸，虽然，亲戚朋友曾良言苦劝， 即使他反对的政敌，也曾暗示他应该收敛一些，但他初衷不改，依然故我。苏轼对苦难并非 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 的不幸。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苏轼人 格。这种独特的人格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国家(君王)要讲责任，对人民要讲良心，对 个性要讲自由。这种人格使苏轼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向社会开口，批评错误，弘扬正义。 这种人格也保证了他在被贬谪中，仍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任地方官，除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捐助修桥外，文学创作也颇丰盛。尤其对黄州时期 苏轼的思想，后人议论歧出：有的认为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有的认为以佛济儒，还有的认为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 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不论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对待社会、现实，他都与前人不同。苏轼 以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 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 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从而 实现了对传统儒道两种人格的超越，建立了一种执著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追求心灵自由而又 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这种人格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秩序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恰好 契合了他信奉和追求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指归在批评的人生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