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创作情况
    小说如人，也有它的性格和情绪。短篇小说在小说家族中性情最为敏感、多变，它往往是作者现实感受的迅速表达者，也就能够较及时地体现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短篇小说的景观常常是一年一个样。
    进入90年代后，短篇小说的变化加快了，1992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关节点。这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震动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文艺原有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以及供需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作为反应，小说中的情节和情境因素得到加强，这是伴随竞争加剧、生活戏剧化、社会矛盾及人物关系的复杂化而来的变化，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薛冰的《花落谁家》、孙颙的《摊牌》等是典型的作品。1993年，社会题材创作内容继续深化，陈世旭的《北京面的1818》、王矩的《你死我活》、陶然的《10000元》等揭示了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尚未完善、“厚黑”之风兴起的一部分社会现状。到1994年，文学体制自身的“生活”已受到压力，于是，“文学革新”的号角吹响，以短篇创作为基地，“新体验”、“新感觉”、“新状态”、“文化关怀”等旗号纷纷树起，创作方法上也转向彻底的写实。数年里表现知识分子和文化“边缘化”、力求“精神持守”的作品不绝如缕，刘心武的《画墨与我》、刘震云的《冰凉的包子》、刘嘉陵的《焚书》、残雪《夹公文包的人》、徐坤的《鸟粪》等一脉相承。到1995年，都市小说兴盛，更年轻的一代作者登场，开始对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正面铺写，展现了新的生活局面，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群对现实的合理性的认可。
    这样看下来，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已有了新的特点。在短篇小说领域，回归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社会的现实主义，而是人生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而是认同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激烈的现实主义，而是温和的、宽容的现实主义。
    1996年，国内社会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对于小说的情绪显然不无影响。
    更重要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种保守的、改良的、渐进的社会文化思潮已逐渐占据上风，人们不再以历史形成的理想主义和过激主义态度看待现实，只是把现实视为历史必然进程的一部分，于是，在文学的市场上，社会性的矛盾消解为人生的矛盾，小说的焦点也由现实关系转归人的本体。
    表现“人间情怀”或人生哲理何申的《乡间往事六题》〔1〕为佼佼者，六题分别为“喝粥”、“勒狗”、“吃羊”、“杀鸡”、“斗猫”、“打拼”，叙述知青下乡年代一组生活画面，颇具情趣。那时的农民固穷，穷的活法既窘迫又技巧。小说中描绘队上的人分粥时勺子下沉漂起的动作，集体吃羊时群情振奋的场面，知青与狗、与鸡、与猫为生存展开的一次次格斗和周旋，生动地再现了人处在那般境况下生长的各种生活能力，实则人也像动物一样在四处觅食。事过境迁，作者写这些往事已没有多少批判极左路线的意思，主要写人在环境中的生存，因而可能获得长久的魅力。
    史铁生回顾病退回城后在街道生产组的一段经历时也有相似的旨趣。小说题目叫《老屋小记》〔2〕，老屋就是生产组所在地。作品中最鲜明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青年D，善于学唱当时放映的几部外国影片的插曲，引用其中的台词，以独特的方式排遣与生命俱来的压抑。另一个是中年妇女U，外表一副劳动人民打扮，偶尔问起却会外语，记得很熟练。去过她家的人惊讶于她家里的旗袍、字画和瓷器。D和U等人出身、年龄、经历不同，却都被送到不该呆的地方。时过境迁，作者同样无意于批判历史，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验证人的生命底蕴。史铁生已45岁，对23岁时的经历投去的眼光更复杂和富于哲理色彩。他说，对年龄可以用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23岁，你对它有多少次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23岁。这番话对创意作了最好的诠释。
    两篇小说都近似随笔，事先没有特别的构思，只是随感所至，信笔写来，是真正的写实。
    林斤澜先生的《门》〔3〕颇有意境，全篇分“命门”、“敲门”、“幽门”、“锁门”四部分，都与神秘的“门”有关，门在此处暗指某种人生的奥秘，所以仍是哲理小说，主人公设定为一位“退休诗人”，由他去体会各种生命的关节，进退取舍，耐人寻味，作品字里行间潜藏着幽默和调侃，仿佛能听见作者躲在背后嘿嘿地笑，读过令人叫绝。这种小说多少有些玄机，但与冒充“现代派”和“后现代”的某些故弄玄虚之作不同，前者有真意，后者只是矫情。
    与林斤澜相呼应，汪曾祺近年来专门致力于描写人间性态的短篇创作，1996年又有《小孃孃》〔4〕发表。小说写大户谢家少爷谢普天与姑姑谢淑媛的恋情，谢淑媛小他3岁，是嫡亲，但两人从小相处，不禁冒犯天伦，汪曾祺的文学总像陈年老酒一样散发醇香，且味道纯正，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专注于人的情感，而不搀杂其它社会性的情绪，这种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创作仿效。
    刘庆邦的《心事》〔5〕、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6〕、李宁武的《车伙》〔7〕、王洪江的《吉祥》〔8〕等也可视为同类创作。
    宽容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创作
    在重新审视生活的基础上，对世事和各色人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就形成了重写旧人物的潮流。
    陈世旭的《镇长之死》〔9〕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镇长曾是《小镇上的将军》中恶势力的代表，但在新作中，作者开始为他说话，认为：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就是说，作者认为当时镇长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社会角色不等于人物，作为人物的镇长存在更复杂的性格特征。于是，在《镇长之死》中，作者着力挖掘了他在文革中暗中保护女知青等一些鲜为人知的善行，从而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互相制约的对应关系，恢复了人的本来概念。这篇小说既是为镇长做些翻案工作，又表明了作者创作态度的变化。
    小说中，“无商不奸，无官不贪”常是惯用的公式，如今商和官的形象也开始各个赋予区别，商的形象在都市小说中有的极富有情味，而官的形象也逐渐变得切实，有了不同的秉性。魏润身的《风骨》〔10〕中，刻画了一个三星上将的心理世界：此人住胡同里的小红门，门旁有车库，坐三排座黑奔驰。平素勤务兵伺候，有一天，忽然退休，独自从红门里走出来，到居委会要求工作。此后组织街道上的人开展各种活动，获得一致好评，临终时，他拒绝了所有的荣誉，坦言说自己无非是指挥惯了，想继续指挥，如此而已。他的直率反而赢得人们的敬意。
    谈歌的《城市票友》〔11〕的主人公是一位市委副书记，过去好唱京剧。一天因车抛锚，走进公园，在票友们自拉自唱的地方过了会儿瘾，从此下班不坐车而成为公园里的常客。此举惊动了市里和家庭，导致公园的票友被驱散，京剧团的琴师被请到家里来为他伴奏，鼓掌叫好的是妻子和司机。他自觉无趣，把献媚者都赶走，保持了无奈的孤寂。
    两篇作品都把官作为现实人来剖析，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为社会学的对象，也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态度。
    力求在冲突中展现人的精神状态
    1996年里社会小说数量减少，一方面是社会相对稳定的反映，另一方面大概也是作者们觉得这种小说写多了没意思所致。新的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大都不局限于社会问题本身。
    尤凤伟的《幸存者》〔12〕故事发生在一处山区，山里鸡吃虫子，肉质好，炭火炖出鸡来更香，常惹得上面人为吃这一口下来视察工作。于是村长要求各户轮流摊鸡，村民无话可说，但有一天出了个古老汉，不舍得把他叫做“拾米”的鸡送出去，拒绝了村长，还说要给拾米养老送终，就此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实际上村长对他并无动作，他自己则做好应付各种不测的精神准备，直到将拾米托孤。小说的重点不在设置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而是着力考验那个敢于说“不”的古老汉的承受能力，定位准且深刻。
    陈应松的《乌鸦》〔13〕写村里叫罗志七的富裕户，这些年来他常把自己和解放初被镇压的地主肖老六暗中相比。他承包果园发了财，精神上却一刻不得安宁，想尽办法笼络乡亲们，出钱请大家看戏，扶老携幼请人入座，临了还是被人在电线上做手脚出了事故。他认为“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要出事”，其想法折射出某种社会气氛。
    关仁山的《民间新戏》〔14〕写镇上文化站辛辛苦苦筹措资金排练新戏，结果被镇长利用来为家里办丧事唱堂会，反映部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为财势、权势所左右的状况。聂鑫森的《工友二题》〔16〕反映了工人中的一部分在现实压力下陷入的生存危机。其中宋劳模偷偷拾破烂，不愿给工人阶级抹黑，反又被农民雇去打短工，其命运引人同情。林深的《老本》〔17〕写北海舰队某司令员的警卫员退伍后立刻被任用为副经理，不知不觉间牵连到司令员本人都被商家利用来套取物资，揭示了商品大潮中无孔不入的利益关系。王莞的《姜片》〔17〕通过初涉商海的女孩子的经历探索了女人在商业活动中的位置，石钟山的《守夜人》〔18〕通过下岗的一个工人和他的领导被老板雇佣后的不同表现，剖析了不同人格在社会变动中的适应性。这些作品更多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总的看来，1996年的短篇创作透示出小说家们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都为现实的生存者，虽然显得少了些理想的光辉，只是从作者到人物都承认现实，承认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更善于从人生的恒久的矛盾冲突上看待眼前的世界，因而也就更容易唤起普遍的共鸣。
    1997年创作情况
    199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总体上仍然是进步的，不像有些论家认为的那样悲观。一年里，短篇创作上流行的风尚是丰富、细腻、含蓄、精巧，在表现人的主观情感方面尤为着力。
    相对于前些年短篇小说重在反映外部现实的变化，这一年的短篇作品中许多是以反映人的情感现实的变化取胜，从中折射外部世界的发展，短篇小说家致力于发掘和体验骚动不安的内心中某种独特的、未曾被人觉察过的，甚至是十分微妙的感情或感触。加以比较细腻的刻画，展示其复杂的、丰富的，甚至是朦胧的内涵，尽量赋予精致的形式，从而在一个短篇的容积里实现一个集中而完整的主题。应该说这一方式有利于发挥短篇小说的优势。
    情感的现实
    1997年里短篇创作中收获最大的当数徐坤。她1995年的《遭遇爱情》和1996年的《狗日的足球》都令人印象深刻，前者深刻的是情节，后者深刻的是思想。1997年她的《厨房》〔19〕和《小青是一条鱼》〔20〕则深刻到情感，且深刻得细腻，所以更文学化，文学价值更纯粹。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对于一个女强人来说也是如此。《厨房》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女强人想真正做一个女人，回到厨房里为她的情人过生日的那一天。这一天里，我们看到男女双方都在意志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男方是女方豢养的艺术家，他必须向她示爱；女方必须表现出是在接受这种爱，而不是强迫得到它。叙述视角主要在女强人一边，她渴望变换角色极表温柔、缠绵之态和一次次预感幸福来临的心理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还是失败了。当男人终于起身，当他最后一次怜悯地给她以温存时，读者能想见她因绝望而黑暗的心境。作者似乎想告诉人们：即使是女强人，在男权社会中也不能避免被支配的地位，但读者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离开了女性的女强人或许不算是强人。小说结束时，枝子恍恍惚惚地打扫卫生，提着垃圾袋出房门，跟着松泽上车、下车、道别，后来发现垃圾袋还提在手中，则是很精妙的一笔。
    《小青是一条鱼》出色地描绘了当下二十岁左右的一帮白领小秘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她们及时行乐、尽情发泄，在迪厅里疯狂摆动，高喊“美金!美金!美金!”“日元!日元!日元!”“FUCK YOU!”“FUCKYOU!”其做派令“刚过三十岁就奔六十岁”、过了四十就奔七十的人们瞠目结舌。作品的情绪分两段，以迪厅为界，前一段表达了人们对青年一代不理解的情绪，后一段则表达了人们情绪上的缓解、体谅和认同。读过作品，使人产生一种“徐坤老了”和一种“徐坤还算年轻”的感慨。
    关于青年人，张欣的《非常夏天》〔21〕有另一种写照。张欣绝不能算“过四十就奔七十”的人，住在广州那个地方，她显然比同龄人心态年轻得多，而且笔下尽是青年人。《非常夏天》中晓禾这样的都市女子形象不算少见，她像所有女孩子一样，有着玫瑰色的梦想，讨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说法，害怕寂寞乏味的日子。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她冒充有门路低价买车，拆东墙补西墙挪用大笔车款，结果只能卷财出逃。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女主人公在路上遇见一位青年司机，他主动帮助她修好车，却不想认识，扬手走掉，这使她不禁觉得人家才活得潇洒、真实，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产生怀疑。张欣在这篇小说中表达的情绪比较独特，带点超越意识，发人深省。
    何玉茹的《田园恋情》〔22〕情绪表达上的成功也是显著的。作品极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位农村母亲形象，她永远是那样安详、平静、少有主见。从不干涉女儿的选择，自己的选择还常常要女儿拿主意，干起活来又出奇地灵巧、洒脱，是近年来小说创作里罕见的一个真正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由于有了她的存在，田园里的生活充满一种莫名的诗意情调，女儿的婚姻大事也奇怪地融合进这种情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这是一篇完全由朦胧的、无法分析的情绪构成的作品，品味甚高，当今恐怕也只有女作家能够写出如此感觉上到位的小说(异曲同工的另一篇作品是迟子建1996年的《雾月牛栏》)。
    还有一位女作家叫裘山山，比较喜欢处理恋情题材，多少带点浪漫情调，1997年里《白罂粟》〔23〕值得称赞，故事仍由男女主人公组成，女方本是男方暗恋的对象，她浑然不觉。若干年后，她已离婚，男方依然无婚史，双方条件优劣倒挂，此时男方决定放弃年轻的女孩子去得到她，没想到对方对他的感情依然浑然不觉，小说中“白罂粟”细节的插入恰似《厨房》中垃圾袋细节的设计，发生了绝妙的效果，看来裘山山没有白在这类题材上下功夫，开始“独具慧眼”，技巧也日益成熟。
    孙惠芬《台阶》〔24〕的细腻之处在于对犯罪心理的剖析。刑警志钟破案的线索正是循着罪犯心理的痕迹进展的。他在保护被强奸的女孩子的过程中，逐渐被女孩子上下台阶时青春的姿态所吸引，逐渐自觉到产生于自己潜意识中的类似的犯罪冲动，从而在抓捕罪犯中也揭露了自己，自然他的“自我”要比罪犯强大得多。当前法制文学顺应社会的变化兴盛起来，《台阶》在法制文学中又属新鲜、上乘之作，与方方的《埋伏》地位相当。
    1997年里，不少男作家的感觉也变得细腻起来。代表性创作有刘庆邦的《鞋》〔25〕、储福金的《缝补》〔26〕等。《鞋》附有一段后记。作者自叙在农村老家时曾处过个对象，人家精心为他做了双鞋，他进城后把鞋退还给人家，当时姑娘眼里泪水汪汪，此事使作者总感到伤害对方太深，于是写了《鞋》，通篇写一农村女子为未婚夫做鞋的经历，缠绵缱绻之情跃然纸上。加上“后记”的效果，颇能拨动读者心弦。《缝补》取材角度独特，写一位少女由于看到住邻居的鳏夫吃力地为三个孩子缝补衣服而忽然早熟，悄悄进入那个家庭承担针线活计，刻画母性的觉醒。笔调与《鞋》相近，也都是从男性的角度细微体验女性情感。
    阿成的《滋味三咂》〔27〕每一咂都咂出了微妙的感受。《教堂的钟声》写“我”旅居新西伯利亚，模仿当地男士买一枝鲜花带进舞厅，无人可送，又带了出来，最后送给卖花的老太婆，使她得到意外的惊喜。细琢磨，其中人间冷暖之情竟也一语难以道尽。阿成小说的含蓄、隽永与机智相随，形成作者自己的风格。姜贻斌的《半个猎人》〔28〕全部机巧多在于含蓄。被称为“半个猎人”的志烨大智若愚，时时表现出某些地方的无能，巧妙地置对手于死地不露痕迹，展示了生存竞争的残酷。
    由于这些创作意欲完成的只是一种别有滋味的情绪的表现(其中可能不乏复杂的意味)，因而使短篇的题材更显完整、纯粹。无论如何，这类小说比哲理化的或社会化的小说更地道。
    群体情绪·自然·精神探索
    情绪、情感是人的本体的体验，由情绪、情感出发，着重探索人的本体的品质，也使1997年的短篇小说在处理一些具社会性意义的题材时更侧重人的灵魂的解剖，既解剖个体的灵魂，也解剖群体的灵魂。
    梁晓声发表了一篇很精致的作品：《一只风筝的一生》〔29〕，嘲讽社会上的炒作新闻、操纵舆论、小题大作、追名逐利的浮躁凤气，小说结构巧妙，由一支竹子被砍下去扎风筝开始，到风筝挂在电线上，引出散文家的文思，到摄影家追踪拍摄、获奖到散文家的起诉，报界的参与，批评家的出动，一场轩然大波全由无聊小事引起。其中一环套一环，结局又回到一只新的风筝的诞生，形式上可说完美。这种小说突出地显示了短篇的特长和优越之处，值得反复把玩，可惜精于此道的作者还不太多。
    《再见千岛湖》〔30〕结构上也具有循环的美感，单位组织千岛湖游览，归途中学生味十足的魏青发觉路线不对头，再三提醒，一车同事只知维护领导和司机的面子，一味嘲讽他，终于，大家发现又回到了千岛湖。《庄这个人》〔31〕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画群体心理方面均见功力。庄的开朗、欢乐、友善和朴素，对女人同样的追求和同样的善待，本来可以使随便一个接受他的女人终身幸福，但她们全都因为不懂得生活而错过了机会，直到羡慕他成立的家庭。小说在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提“人品”的重要性，主题因根植于人性中基本的要素而获得稳定的意义。《选个姓金的进村委》〔32〕讲述了一个动人心魄的农村故事。荆家沟九户金姓人家为了不受大姓的欺负，拼死拼活要选最有出息的金路进村委。金路在外打工，为赶回村子扒飞机摔死在路上。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金姓人悲憾之中，仍要求保留金路作候选人。他们感动了大姓村民，死者被选进村委。以后，在村委会上，金路的位置虽空着，金姓人的利益却受到尊重。此作在同类题材作品中该为精品，对宗法矛盾的揭示和化解的手法非同一般。
    此外，阎连科的《小村与乌鸦》〔33〕、彭见明的《鸟唱鱼跃是风景》〔34〕也对群体意识和群体情绪有独到的表现，所有这些作品的立意都不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追究个体或集体的历史存在，探讨个体或集体的历史责任，小说的价值取向较为明确。
    1997年的短篇创作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为重点，许多作品以各自反映的现实人的不同的感情特色展示了人们精神领域丰富的侧面，其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直接表现自然的生命力也成为一类必不可少的主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炜的《唯一红军》〔35〕、红柯的《小说二题》〔36〕、邓一光的《狼行成双》〔37〕、中杰英的《猎杀天鹅》〔38〕等。
    多年来张炜始终探索人与自然间神圣的对应关系，使人无法怀疑他的真诚。这次张炜动用了“老红军”的高大形象强烈抨击毁灭自然的行径。老红军本意是开辟一条通往海边的大路，改变地方封闭状态，这条路开通后却带来生态的失衡，使老红军含恨逝去。这里老红军不过是前辈和传统的象征，由于具有权威性增加了作品的分量。中杰英《猎杀天鹅》的故事有些残忍，因为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作者无法过于指责因养家活口而射杀珍禽的那个人物。小说题材特殊，带有明显的纪实色彩，读者也很容易被作者传达的深沉的感情所打动。
    红柯最近的一些作品令人瞩目，大约新疆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艺术眼光产生影响，他创作中原始思维的痕迹依稀可辨，这位青年作者感受力强，小说中充满鲜明的音乐性意象，且乐于从自然界和万物生灵中汲取灵感。《小说二题》中《屠夫》被选载时更名为《美丽奴羊》，改得好，文中美丽奴羊的形象更比屠夫形象使人震惊和敬畏，近乎大自然神性的精灵。红柯另一篇作品《树桩》〔39〕打通自然界和人类的界限，想象亦很奇特。《狼行成双》在邓一光作品里是不多见的一篇写兽类生活的小说，篇幅较长，写得很辉煌。公狼的雄风，母狼的钟情，凸现出甚至使文明人类脸红的精神气质，也许由于见惯了现代人的薄情，读者很容易为野性生灵尚保存有的生命本色所感慨。概言之，这些作品反映小说家眼界的开阔，也使小说题材别开生面。
    还有两篇作品值得一提，一篇是王安忆的《从黑夜出发》〔40〕，一篇是王建平的《猫的眼睛》〔41〕，两篇小说的近似之处，是都由一系列琐碎的感觉、幻觉、联想及其他种种意识活动的描写组成。前者主要是空间的推移，场景由街道、楼房、城市到乡村、农田、树木、海面、沙滩、漂流瓶……主人公的思想化为梦魇，在夜空中穿行游荡，世事万物在梦魇的眼里发生变形而被赋予新的含义，展现出更清醒的现实。王安忆的思想在此刻的确是完全放松和自由的，展示了她精神探索达到的新的境界。作品中大量的象征、明喻和暗喻奇特、诡秘、大胆和熨帖，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才思。后者主要是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异常缓慢，几乎是一分一秒的移动。老人喝汤的动作，阳光在屋内的变化，苍蝇撞进这个空间后孤独地飞闯，都莫名其妙地使人产生巨大的空旷感，于是凝神注视光阴在缝隙中清楚地消逝。迟幕老人的心境以及人们对生命的依恋心情被生动地烘托出来。两篇作品文笔和思路的流转颇为顺畅。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复杂和朦胧的情绪。因有了这情绪的感染，读者不觉得文字有什么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