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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概述(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雪孩  点击:次  时间:2001-09-1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1996年和1997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不平凡的年份:香港回归、党的15大召开、中国足球作着世纪末最后的冲刺……这些社会大背景下的各种因素,都在对中国的儿童文学产生着影响。从总体上看,它与9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变化不大,仍以平静、淡泊的现实主义创作为基本宗旨,不张扬,不火爆,但在一些局部上,却在酝酿着可能改变整个中国儿童文学面貌的变化。如《花季·雨季》的畅销预示了儿童文学彻底商品化的时代即将到来,又如科幻文学在沉寂十几年后开始复苏,再如一直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幻想文学”在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大力鼓吹下在中国萌芽并逐渐形成一个渐来渐高的声音,等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对这两年的儿童文学进行一次浮光掠影的巡礼。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同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全国专门发表儿童文学评论的刊物仅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研究》一家,真正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评论者加起来不超过30人。理论文章发表之后仅在圈子内有些反响。可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评论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为数不多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们颇带悲壮色彩的努力,这两年的儿童文学理论确实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
    首先,对于近年来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评估,有研究者认为:“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原有的基础相比,今天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根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我们的理论话题正在摆脱贫乏单一的状态,而变得有点丰富、有点新鲜、有点趣味。审美、视角、空间、神秘、母题、叙事式、游戏性……这些至少是被熔铸了新的思考的理论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于我们的理性思维中。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因此而显示出某种深层思维品质的转换和整体思维空间的拓展。”“在国外儿童文学理论界的直接对话和交流还相对缺乏的今天,上述理论走势却与当代国外儿童文学研究趋向形成某种暗合和呼应关系。”〔1〕对于当前儿童文学评论的“广告”倾向,有论者认为: “提起儿童文学评论,常可听到一些微词。比如,人们把某些作品评论戏称为‘广告’,这话中所含的轻蔑嘲讽之意是不言而喻的。”“广告不能一概而论,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不仅经济市场需要,文化市场也同样需要。给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做做‘广告’有何不可?尤其是在声光影视媒体的勃兴使得儿童书籍失去往日独步文化市场的优势的今天,及时迅速地向人们介绍、评论儿童文学作品,实在是非常必要的。”〔2〕新潮理论被引入儿童文学给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开拓了儿童文学评论家们的视野,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者文风不正,将堆砌词语与新潮理论相等同,正如袁丽娟所说:“某些新潮理论未曾让人喝彩首先是文风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些理论总以一种貌似横空出世、大气磅礴的语言态势冲击论坛。它带给读者的常常是一种奇幻、神秘的感觉。”“深深沉醉孤立于大众之外的语码体系,爱做生涩语句的堆砌和文学游戏,是某些新潮理论文风不健全的又一表现。”“无节制地模仿和引用西方理论,借西洋概念来提升学术地位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某些新潮理论不时地制造各种文艺热点,把儿童文学本来并不复杂而且远远不可能复杂的创作规律变得过分复杂起来。”“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缺少整体把握,批评视角过偏过狭,导致了新潮儿童文学理论严重的战略失误。”〔3〕关于女性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一些论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曹文轩在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一书的书评中写道:“一位女性只要她愿意去构建一种体系,且又得到了良好的知识武装,那么她在理性上所显示出的力量,足以使那些在逻辑中进行智力游戏,在构建大规模体系之中获得理智快感的男性感到震惊并觉得望尘莫及。”〔4〕
    这两年发表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孙建江探析“文革”前中国儿童文学游戏品格的论文《时代的应允与制约》〔5〕、肖显志对经济转型期儿童文学创作思考的论文《冲撞、挣扎与作家理想化的努力》〔6〕、彭懿的研究幻想文学的一系列论文《幻想时间》〔7〕、《儿童文学中的鬼魂》〔8〕、刘绪源的《明天的研究向哪里深化》〔9〕等等。
    一系列儿童文学理论专著的出版,是这两年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道风景。
    班马的《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10〕全书55万字,是他做了五年的一件工程。该书承载丰厚,纵深涉及,力陈新论,构成系统框架,是90年代以来班马儿童文学艺术思考和理论思想的一次全面表达,也是观测和探究文革后新生代少儿文学的探索行为、思维面、精神力、新构建度的一次全面接触。班马在该著中呈现了一套初步的少儿文学艺术自身美学系统。
    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11〕是一部有关现代儿童文学之本质、功能、美学特征、创作机制等基本问题的理论专著。作者突破了以往仅以儿童(读者)为单一逻辑支点的封闭式的儿童文学理论框架,而努力以“成人—儿童”双逻辑支点为基础,建构全新的、开放式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尤其本书着重探索了成人与儿童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识相互协调、双向交流的机制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我国儿童文学界一系列长期争论未决的理论难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12〕是国内第一部幻想文学理论研究专著,该书以生动优美的诗化语言对欧美等国的现代幻想文学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并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本理论专著的意义是深远的,它预示了下个世纪文学的新空间,为拥有想像才华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和可供参照的文本。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努力并没有仅止于理论研究层面,还将它与出版社的出版行为相结合,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江西21世纪出版社正式将“大幻想文学”作为一个品牌树立起来,并开始策划与出版中国作家创作的幻想文学丛书。
    这两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著作还有方卫平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3〕、吴其南的《转型期儿童文学思潮史》〔14〕、刘绪源的《儿童文学三大母题》〔15〕、朱自强的《儿童文学的本质》〔16〕、竺洪波的《智慧的觉醒》〔17〕、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18〕等等。
    儿童小说的创作与研究
    16岁女中学生写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19〕在当前儿童小说发行量大都只有几千册的萧条背景下,却爆出了发行数达数十万册的冷门。这是近年儿童文学领域里出现的一个非常引入深思的现象。评论家们认为,“无论从小说创作的技巧,还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花季·雨季》都还算不上十分成熟的作品,它难免留有一个中学生初创时期的稚嫩和缺陷。”〔20〕但是,它却取得了成功,虽然它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一现象也暴露出了当前的儿童文学界评论与创作脱节,评论家评论观念陈旧,作家创作跟不上变化多端的时代等诸多问题。
    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21〕在1995年大红大紫之后,仍然余热不减,是这两年儿童小说评论中颇受关注的热点。这两部书分别以贾里和贾梅这两个90年代的少年为主人公,叙写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伙伴们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有趣,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少年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看到了今天孩子们有滋有味的成长历程,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艺术魅力。研究者们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最恰到好处地均衡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的摇摆度。”〔22〕
    动物小说是儿童小说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动物小说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其中曹文轩的《动物小说:人间的延伸》高屋建瓴地对动物小说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通过实践,小说家们发现,许多人间主题倘若还放在人间那种司空见惯的情景中表现时,却出人意料且又不可思议地得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揭示。”“动物小说的创造必将是无休止的。”〔23〕在动物小说的创作方面,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在这两年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1997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一次性买断他未来十年动物小说的独家出版权,这在当今作家中实属罕见。对沈石溪动物小说的研究自然是评论界的一个热点,并引起了争议。王泉根认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能够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我把它视为独特而自足的文本。”“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大面积地切入生命,生命文化意识是其作品的主旋律。”与之唱反调的是吴其南,王泉根在文中提到“在吴其南看来,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不值一提,其一是沈氏作品的主题意蕴‘总体上只能在通俗文学的话语系统内操作’,跳不出‘写义仆、写贤君,写有野心的奋斗者,写不被理解的英雄’;其二是艺术上的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最缺乏感性的深度’,因而‘不耐读’。”〔24〕
    以写“赤色小子”系列闻名的张品成1997年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更为精彩的长篇小说《北斗当空》〔25〕,它再现了60多年前红军少谍队小战士那段悲壮而又艰难困苦的历史往事,让人们再度领略了往昔的峥嵘与跋涉,作品也更显成熟。
    新生代作家儿童小说的崛起是这两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引人注目的风景。其中上海的青年作者与辽宁作家的作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上海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萧萍、张洁、谢倩霓、殷健灵、王蔚等等。辽宁的作家是清一色的男性:董恒波、车培晶、肖显志、薛涛、老臣等等,以至于有人认为在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男性的北方”和“女性的南方”的地域倾向。
    一些过去鲜有人尝试的少年武侠小说这两年开始频频出现。比如葛冰的少年武侠小说(如《吃爷》〔26〕充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派。刀光剑影,铁骨柔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且构思精巧,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精品。
    童话的创作与研究
    这两年的童话创作与研究不温不火。周锐、冰波、张秋生、北董、李满园、庄大伟等80年代就已开始创作的童话作家们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童话写作。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也叩开了童话世界的大门,活跃在儿童文学文坛上,他们是:黎去秀、杨鹏、葛竞、张弘、李志伟、安武林等等。
    在童话学的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就童话峰岭结构的规律指出:“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与安徒生童话在世界童话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峰岭,从结构学上看,它们形成了古代西方——中世纪东方——现代西方的童话峰岭曲线结构格局,这条规律起伏的曲线就是世界童话发展的内在机制,剖析这条曲线的成因,就会预知世界童话发展的未来。”“已成的世界童话峰岭波状结构表明,童话峰岭出现的机遇不独属西方,也独属东方,幸运之神总是有规律地在东西方之间交叉穿梭,现在,她已将曲线未来的运动趋势指向东方。”〔27〕也有研究者从意象的角度对童话进行研究。杨佃青认为:“童话意象作为童话的基本附件,作为童话的‘词语’,它的生成与个性有可能对童话整体的形态与特性有重大影响,那么以童话意象为切入点对童话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童话的文体特征有新的发现。”〔28〕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陈模就童话界的“郑渊洁现象”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郑渊洁是我国青年童话作家一个出色的代表。有人说他是童话创作热闹派的首领,其中不无贬义,”“更多的人则认为,郑渊洁的童话异军突起,别具一格,从题材内容到写作方法,都是非常新颖的,其特色是幻想相当丰富。”〔29〕
    彭懿创作的长篇童话《疯狂绿刺猬》〔30〕和短篇童话《红雨伞·红木屐》引起了关注。方卫平认为“这一长一短两篇童话作品,与作者前期童话创作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透露了彭懿童话的新的艺术走向。两部作品一方面保留强化了作品基本叙事构成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如《疯狂绿刺猬》描述“校园暴力”现象时的那种残酷的真实,《红雨伞·红木屐》所渲染的异国他乡雨日黄昏里的都市场景和氛围,令人产生一种紧张好奇欲罢不能的阅读心理体验。此外,作品的主题力度以及凄艳、凝重的叙述语言系统等,都比作者前期童话作品所设定的叙述基准有了明显的变换和推进。”〔31〕
    黎云秀创作的长篇童话《赤兔王子》〔32〕、《蛙国历险记》〔33〕是近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均获福建省“少儿文学”一等奖,《蛙国历险记》(上下集)〔34〕被录制成录音带,现已发行30多万册,受到少儿读者的喜爱。
    杨鹏的童话集《装在口袋里的爸爸》〔35〕共收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童话20余篇,计25万字,有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他近年童话创作与探索的一次总结,这些童话,既有强烈的故事性,又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或教育,或启迪,或警示,或激励……它们还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反传统,强调童话的现代意识和游戏精神。”〔36〕
    这两年出现的较好的童话还有:葛竞的《鱼缸里的生物课》〔37〕、杨鹏的《外星幽灵挑起的战争》和《魔力古棒》〔38〕、张弘的《五个巧克力鹰蛋》〔39〕、李志伟的《吹牛大王新冒险》〔40〕、安武林的《米粒上的花朵》〔41〕等等,它们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受到好评。
    儿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和小说、童话相比,儿童诗的创作显得很不景气,但在质量上却并没有降低。有论者认为“儿童诗到了本世纪末,虽然不能与小说童话并驾齐驱,成为儿童文学的‘三套马车’,但也摆脱了彷徨无依的状态。它在静静地、自主地成长,出色的作品时不时珠现般但不很醒目地闪光,于不被关注的困境中,不断有微妙的突破。”〔42〕如金波的《风景家园》——浓郁的抒情性与生命感,有田园的音响与芬芳。风景家园里自然的风景、心灵的风景、人生的风景融为一体。风景家园对诗人而言,有着心灵与精神的意义。徐鲁的《世界很小又很大》中,纯真的年代、光滑如水的幻想,语词清新而抚慰人,在回眸的一瞬唤起梦一般的憧憬之情。可贵的是徐鲁在思想的激情之余,仍保持着哲学的意味与对理性的探索。关登瀛的《林中》似水墨画般清远简练,诗情画意之中流露出一丝丝、一缕缕的深思与体验。邱易东的儿童诗集《中国的少男少女》出版也得到了同行们的称赞:金波认为这部诗集不仅“诗情充沛、想象丰富、汪洋恣肆、放得很开”,而且具有“思考的哲理性、深刻性和思辨性的特点。”徐鲁则认为这是“90年代儿童文学不可多得的收获。”〔43〕儿童诗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仍是小而轻灵的东西多。评论家们呼吁:“诗歌地位的提升,需要更多优秀的、有灵感、心存热爱的写作者忘我投入,需要评论专家与诗歌的创作一呼一应。”〔44〕
    这两年的少儿散文创作仍以叙事散文唱主角,而且质量也强于单纯绘景抒情的抒情散文。其中圣野的《外婆的红山楂》、郭风的《龙眼园里》、任大星的《寻找布谷鸟》、屠再华的《嘟嘟糖和小雪灯》、徐鲁的《童年的小路》等散文集〔45〕及王蔚的《梦中同学》〔46〕、殷健灵的《乘着梦想的翅膀》〔47〕等等都引人瞩目。
    这两年的报告文学都是以写个体为主,这与前些年少年报告文学大都以采写众多的人物来反映某种倾向性的潮流的写作方式大不相同。如刘邦琨、吴永琦的《圣火点燃希望》〔48〕、王卫国的《叩开天才之门》〔49〕、魏生革的《父亲,我是你的脊梁》〔50〕、陈国忠的《向命运宣战的少年》〔51〕等无一不是叙写某一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当代少年人。这些人物的采访与叙写固然精彩,也颇具感染力。然而,从报告文学的总体来看,仍显单薄,缺乏具有大气魄和强烈震撼力的大制作。这不能说不是当前少儿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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