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大陆女性写作，尤其是1995年以降的女性写作泛化热潮中，多少还存在着因大众传媒的炒作而一哄而起，在书写女性个人化生存的母题下隐含着题材上的投机与风格上的彼此模仿的内在因素的话，那么，1996—1997年的大陆女性写作，则完全是以女性成熟的个性化姿态出现并展示魅力的。纷争多义的“个性化写作”命题藉此女性写作得到良好的诠释。无论是池莉、铁凝作品中基于女性获救之路描画的性／政治文本的双重策略，还是张洁、徐小斌、须兰、斯妤等人的女性迷宫／镜像式写作，抑或是张欣、迟子建等的“现实一种”的书写，以及何玉茹、叶弥、周洁茹的关于“成长”的小说，女作家们都将笔触进一步逼向人性的本质，在实施尖利的质问和无望的叩询中，执意寻找一丝审慎的爱意和自我获救的温暖。其间不乏惨淡，不乏壮烈，而更多的则是悲悯和忧怀。在重重“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晚生代”创作的雾瘴喧嚣声中，女作家们的创作独立于各种公众传媒和理论评说之外，沿着一条边缘的路径潜心行走，并进而向文化的中心地带曲迂徐缓渗透，执拗揭密解说着一部人性的或说是女性的心灵史。
    时空隧道中的穿行
    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探索仍旧成为这一时期新老女作家共同感兴趣的主题。张洁在去国经年后，奉献给读者一篇文本奇异的中篇《梦当好处成乌有》〔1〕。这是女作家在时光隧道里的一次穿行，似梦非梦，天上人间，古今中外，变幻奇诡。寻找的结果还是其次，游历的过程本身才是真。看似轻巧散漫的叙事，实则蕴满匠心，充斥着陈陈相因历史的压抑和厚重。破译一部游走迷梦密码的钥匙也许就是女主人公手腕上的那一只玉镯。那是一面世事之镜，全部荒诞不经的历史和现实都浓缩在其中。历经挫折和巨变，那位有着东方神秘背景的女性身心俱疲，然而不能改变的是她对自己血脉的珍存和热爱，在充分探索了历史的不可知与不可确定性并屡遭唐突与折损之后，女主人公仍然抱定她自己的信念，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也。张洁作为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一面辉煌的旗帜，她总是不断地将她孜孜不倦探索的成果化成一种惊奇飨与热爱她的读者。
    在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执意倾诉中，有一位在山与水之间孤独行吟者让人无法忽略和忘怀，那就是迟子建。年轻的，有如旭日东升般的、在历经了两个年代交叉考验之后，迅速成熟尔后带着一股喷薄而出的力量跳跃着升起的迟子建，一名饱含着激情的、然而又是平和宁静的青春歌者。她以她悄声的歌吟为力量，带给我们对于人类性本善的坚定信念。她的《雾月牛栏》〔2〕、《日落碗窑》〔3〕、《逆行精灵》〔4〕都是她歌颂人性美好与善良的力作。弱智儿宝坠的继父将他在牛栏上撞成脑震荡后，虽使他身体致残，在精神上却反使他在摇晃朦胧看待打量这个世界时，顿觉世间充满诗意，自己恍若天仙(《雾月牛栏》)；男孩子关小明和小狗冰溜儿关系亲密，住在碗窑周围的人们彼此相恤相亲，傻女子受不明不白的强奸后却喜获新生，在多年烧不出碗的窑边上产下一个新生命，自己也变得“醒事儿”了(《日落碗窑》)……这一切的构思都令人惊奇。《逆行精灵》是她的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褪去了80年代的单纯稚气的童话色彩，一跃而幻化为90年代空茫缥缈的精灵的歌声。一辆载满人的客车因修路而在山林中搁浅，车中的一行人：豁唇小孩和他的母亲，小木匠，鹅颈女人，黑脸人，孕妇，短发大嫂，卖山货男人，哑巴，抱手风琴的音乐教师……在暂短的一天一夜的集体休憩安歇中，上演了一出人间活报剧。雨中的诗意，都市的醉人，雾中一个穿白衣服女人的飘飞，孕妇美好的神态，小木匠与鹅颈女人一次林中的偷欢，琴声悠扬中的翩翩起舞，乘客们的互相帮助以及善对恶的感化……一切都如此美妙动人，让人感到人间善与美与真的力量。
    迟子建最擅长撷取那些纯自然的意象来构筑她眼里的人类世界，普通的植物动物和自然物体，一旦到了她的笔下，立即熠熠生光，都像人一样活起来，又都像神一样蕴涵着某种昭示。她的那些人物形迹出没在这样的氛围里，被自然山水净化，洗涤，一个个亮心透肺，有如神明。那真是别一方超越于我们这个饱受工业文明污染之外的水土、乐土造就出的别一样的人，别一样的童话与精灵般的人生。通读她的作品，会发现迟子建所孜孜以求的是人性的完美和本真的纯洁。他们当中没有谁是坏人，没有谁是恶的，偶有想复仇杀人的那个黑脸人在集体同行的路上却被一个孕妇的形象、被生命的即将诞生的纯美而感化得放下屠刀；小木匠和鹅颈女人的偷情做爱也只源于身体的需要，做爱是使人神清气爽的洗浴剂，丝毫无道德惩戒或其他的说词可言。迟子建提供给我们难以得见的人间温暖和爱意，那些人性的善良给我们今天日益污浊的工业文明提供了鲜明的反向参照。
    成长的主题
    关于女性自身成长与心灵秘史的揭示，是这一时期女作家们着力书写的又一个主题。何玉茹的中篇小说《四孩儿和大琴》〔5〕是难得一见的韵味深长的纯粹意义上的女性小说。两个农村女孩子四孩儿和大琴，都在为挣脱生存的现状而努力着。四孩儿家境优越，有文化，讲卫生，文化层次高。四孩儿自己刚刚高考落榜，很有些抑郁且孤芳自赏，她向往外面的世界，但总是沉溺于书本中，长于思想而惰于行动。大琴家父母没文化，弟妹多，经济困难。大琴泼辣，凌厉，向往高尚的生活，勇于行动，敢想敢做，能够用最朴实无华的心理和人生态度，抓住命运的一次次转机，一步步向上攀升。她借助于跟四孩儿的友谊，通过到四孩儿家里帮佣，结识四孩儿城里来的表哥，而后再到表哥家里当保姆、与表哥发生关系、怀孕，直到最后嫁给表哥成为女主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大琴终于达到了改善自身地位的目的。而此时四孩儿还在端着书本沉溺于对未来的冥想。何玉茹撷取最平常的生活细节，把两个农村少女的心态刻画得栩栩如生。正是这种不温不火的叙事，使人物性格有了光彩，也把一种向上的欲望，转化成为一种真实的女性内在求生的动力。
    女作家徐小斌最擅长的是将人间遭际与宗教情怀的交融处理，同时，对女性心理的把握也是她写作之所长。中篇小说《若木》〔6〕、《吉耶美和埃耶美》〔7〕是她继《双鱼星座》之后，描写女性成长历程的很有力度的作品。小说《若木》背景的展开，是在30—40年代，以主人公若木小姐19—29岁的一段青春记录为依据。40年代的女大学生若木，家境殷实，养尊处优，然而由于父母感情不和，无亲情关爱，造成她畸形冰冷的心态，青春少女的眼中一派世态炎凉。19岁时的初恋偷情被母亲惩戒，愈发使得她性情阴鸷残酷。她将充满生机的使唤丫头梅花逼嫁给46岁的光棍男仆，又在29岁的大学生涯中与母亲合谋，用种种软硬兼施手段拆散女友与其未婚夫，将之撬为自己的丈夫。此后她的生命随之塑型，婚后连生三个女儿后，岁月就在她80多年的悠然掏耳屎动作中平静流逝。《若木》的叙事风格承衔了30年代海派写作的遗韵。对历史的书写，对人物尤其是女性心理的把握细致而深刻。作者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并非要得出历史的结论，而是在从容描述一种过程，女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某种本质的裂变和阵痛。
    周茹娟的《熄灯做伴》〔8〕，叶弥的《成长如蜕》〔9〕、唐颖的《随波逐流》〔10〕则表述了另一种成长。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周洁茹的《熄灯作伴》展现了又一代女性并不轻松的长大成人过程。作为“新新人类一族”的年轻女作家，本文中隐约透露出的青春气息，熠熠闪亮的艺术潜质，以及她对生活的一份精细的感觉，还有一份纯情的优雅，都令疲惫的读者耳目一新。在《熄灯作伴》里，城市给一个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人的女孩子成长烙上了沉痛的忧伤。这一代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姊妹，是政策造就出的先天的一份或说是一代人的普遍孤独。在城市生活的“茧居时代”里，她们期望破蛹而出的自立，同时亦担着一份失去亲人庇护的恐惧。女友之间的姐妹情谊，是彼此填充寂寞孤独、缓释浑身疮口的一剂良药。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种老掉牙的、女性在既定男权规范轨迹中对男权争斗模式的模仿和串演，如今也毫不留情的重落在新一代女性身上。她们不断而又无奈地被上了年纪的女性领导利用和迫害，期间不断地逃脱，又不断地重新落网与罹难。种种女性自立的观念因此遭受挫败和波折，女孩子们满眼都是年轻的创伤和疲惫。对爱情的既期盼又恐惧，使她们在还没谈过恋爱时，就“时刻标榜自己要过单身生活。”与其说带有青春期女孩子的涉世未深的矫情，不如说是对后天目睹父母之间假面生活的厌倦。一个年轻女子对于“单身生活”的向往，未尝不是少年强说愁式的欲说还休。“性别”也许正是其语言的自然生长点和叙事逻辑域，城市生活是一份加在她们身上的沉重负荷和包装，此间能够看到的，正是拨去重重菲勒斯历史的雾瘴之后，经由新一代书写者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与传统的相避或相合，以及纯粹女性写作范式的建立和自然生成的希望。
    叶弥的《成长如蜕》则通过亲眼目睹“弟弟”的成长变化，深刻而又不无伤心地揭示了商业社会对人的心灵和性情的戕害。这个商业社会将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少年，无情打磨改造成了随波逐流、情感淡漠的功利主义的商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商业文明迈进期间，每个人都要重新经受一份灵与肉的撕裂和阵痛，我们头脑中所固有的那些传统的经验和观念同时也正在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猛烈的摧毁。唐颖的《随波逐流》则是一份“与往事干杯”式的女性个人童年或少女记忆书写。作者以追忆的方式，书写上海往事，记叙了一个少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里弄里的成长。它避开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宏大的背景和母题，而是刻意揭示被公共话语所遮蔽的那一份个体生命记忆，书写在艰难时事中青春、性别和女性个人的成长史。
    商业繁荣中新型人际关系的书写
    在对90年代新型商业关系的书写中，池莉的《来来往往》〔11〕则以轻松语调书写了一部商业社会的大众传奇，表现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疯狂与倦怠。跟《双鱼星座》所讲的“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之间的古老故事”正好相反，《来来往往》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古老故事”，它经由一个叫做“康伟业”的男人在三个不同身份的女人身上的艰难成长，在有限的时空和情节中，几乎浓缩和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沧桑巨变的历史流程。小说开宗明义，“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它要简明告诉我们的是，又有身心发育不健全的男人要到女人的身上、到女性的“躯体”内部来上课，来在一个遍布“阉割恐惧”的社会中完成一个男性人生心智的恢复和生命膂力的训练了，一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中性／政治背景下男性生命力的阉割阳痿症，要靠在自然中旺长着的、健康女性的疏导和柔韧的肉体扶助才得以治愈和恢复。男人／女人，阉割／复苏……这是同一个母题的书写延续和视点置换。不难看到，置于男性作者笔下的为男人出过大力的那些女人，在过了男人遭难落魄时对她们的痛哭流涕的真诚感恩的劲儿后，最后却普遍受到“阳物复苏”、“阳具挺举”的男性们的万般不屑和文化鄙夷。而在《来来往往》之中，男女主人公被动的角色却相互置换了，男性是被动的对象，被启蒙、被放逐、被遗弃……而启蒙或放逐遗弃他的，都是自信自主的女性。有着知青成长背景的贫民出身的男人康伟业，在其从70年代的冷库扛活的穷工人，成长晋升到90年代合资公司的阔老板过程中，遭逢了三个造就他的致命的女人：结发妻子段莉娜、外资企业的女秘书林珠，20岁的“愤青”小女孩时雨蓬。三个女性，在康伟业的人生中平行推进，互不相交，构成生命和历史的纵向时间流程。它既演绎了一部“模式”或“类型”化的女性史，同时也是解说了一部男性的身心成长史。
    长于书写南国商情故事的张欣，则总能于流血的商战残酷中，挖掘出一丝丝女性固有的温情。张欣小说中总是有一些固定的符码：先天缺少父亲在场的母女相依为命的“姐妈”关系(有时它变化做姑姑与侄女)，情深意笃又是伪善多变的男性“白马王子”的频频再现，女性朋友或情敌之间的“同情妹”关系……它们作为小说的基本元素反复在篇中出现。《今生有约》〔12〕中“命定前缘”式的人间情谊书写，一条血脉的锁链将陌生的兄妹联系起来，在共同为营救下一代生命、捐献骨髓的过程里，尝尽生活屈辱的异母私生妹妹，却终于能够不记前嫌，为哥哥一家作了无私的奉献。其间男主角蔚文浩与女同事马营营之间牵涉到的爱情观也颇为有趣，“在公司，有马营营这样的女孩暗恋着，挺好。文浩这个人，四平八稳惯了，工作方面，他肯在本世纪拼力苦干，就是为了下个世纪，心安理得地坐进经理办公室不出来；至于男欢女爱，他觉得有个把女孩子肯留在暗恋的位置上，彼此都不越位，对他来说是最佳调剂。他不喜欢要死要活的爱情激战，时代不同了，既然是花同等的精力体力，你是愿意像李嘉诚那样变成大款，还是像梁山伯那样变成蝴蝶，答案不言自明。”这样的议论引人发噱，同时也引人深深打量都市的有情与无情。
    铁凝的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13〕更具时代色彩和荒诞意味。它的发表时间已是90年代后期、在商业经济大潮冲击下企业工人“下岗”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语之后。罐头厂的老工人安德烈，在下岗离厂之前想要了结平生一个夙愿：跟厂里也要下岗的十分默契要好的女工姚秀芬有一次幽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跟除了妻子以外的第二个女人幽会，并且这也将是对他们20年来同厂共栖情谊的一次有意义和有意味的告别。他鼓足勇气说出心愿，赢得姚秀芬的同意和赞许，又费尽心机从朋友处借来幽会房间的钥匙。他和她谁都知道到了那里将会发生什么，激动不已气喘吁吁之时一次生命力的燃烧和爆发已经迫在眼前。但是，由于心情过分紧张，也由于那一排50年代的苏式住宅区建筑格式一模一样，致使老工人安德烈牵着他的情人姚秀芬的手在楼区里转悠，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朋友家的那个房门口。急迫之中他们还用钥匙去捅错过别人家的门，差点被当成不轨之徒给吼出来。在盲目寻找中，借房子用的三个小时已到，结果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幽会终于没有幽成。在铁凝轻松俏皮的语句描述中，生存的荒诞无奈和底层小人物的被挤压，十分令人心痛和怅然。贫窘困顿的生存与城邦格局的过分模式化，间或成为另一种对人的个性自由和生命力的阉割，它不但使激情难生，也使爱情无归和难再。赵凝的《发烧，发烧》〔14〕则是描述高科技社会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和异化，在梦境与游戏之间，人类无情地落入人造智能物的罗网。张人捷、姝娟的城市生活描述，则是新新人类一族“游走”、“飘着”状态的率意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