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文学界多年来以它的各项文学奖，不仅使文学在媚俗的文化情境中仍坚持一种抗拒姿态，而且直接推动文学新生代的成长。虽然，近年来，几大报的主要奖项在极力鼓励艺术创新的同时，越来越多获奖作品让人“完全看不懂也读不下去”，台湾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认为这些作品不是“浮而不实的‘使命文学’，就是只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后现代文学’。这些当代作家都只在‘耍’什么，而不是在‘思考’什么，在‘写’什么……”〔1〕但，文学奖仍是每个年度中文学的盛会，更是新生代作家一展才华之良机。
    《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1996年散文甄选首奖为张启疆的《失聪者》，写一个失聪的，促使作为父亲的“我”在悲伤中不断反思，从个体出发走向人性的关怀，“透过这样的反思，作者才不致一味陷溺于情绪，而能以理性打开克服生命之孤绝的曙光。”〔2〕“失聪者”在作者的反思下不仅指涉一个实在的个体，“而是隐喻了更多心灵绝缘的人们”。该文融汇感性描写与知性思考，语言细致、流畅而凝重。散文评审奖为王威智的《遗址通知》，这是一篇少年成长故事，以儿童的嬉戏引发来自于死亡印象的对生命底秘的参悟；文中不论是扮演死人入棺的游戏还是对“爷爷”腐败尸身和生前难堪的生活描写，都刻意用讽世且无情的笔调，而作者的巧思和用心隐藏其中。
    1996年联合报文学奖第一名得主为柯嘉智，作品《答问》，该文以独白的方式写成长的过程和人生的迷惘，“所有青春期的症状、孤独、恐惧、寂寞，甚至对同性恋的向往，生理变化带动心灵的挣扎，都写得很深入。”〔3〕第二名为陈建志的《万宝堂之火》，虽然文中的描写平淡无奇，甚至有过分平铺之嫌，但作者试图在一种喻象的描绘中藉一场火灾表现出台湾的文化与历史“被外来势力焊接”的状况，显其独特的入视角。第三名为郑立明的《画个一》和张启疆的《安宁病房》同获；前文从“一”展开联想，构思新颖，从夸父逐日开始，写出地平线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寓意，“水平线浮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因为它通往远方，因为它最初和最终限制人类的视线，而具有了神秘的力量；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比如飞机的发明)，人类脱离了“那条线”，也就迷失了自己，今天人类在困惑中再回来找人的道路、人的定位……该文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写出了丰富的内蕴，虽然展开联想的转换有时显得突兀，但思想上有一定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亦有较独到的魅力。后文则紧扣“生死之间”展开意象，笔调沉稳，自成一格，显示了较强的文字驾驭力，是一篇在评选中得分较低但评委一致认为“不得奖有点可惜”之作。
    1997年的时报与联合报文学奖散文类首奖得主均为马来西亚藉的钟怡雯，分别为《垂钓睡眠》和《给时间的战帖》；前文以绵密的文字写失眠，虽是俗常小事，却因作者巧妙的比喻和幽默的描述而见新意，比如说睡眠是跷家迷路的坏小孩，作者要想尽办法哄诱垂钓……该文在层递的情境描写中，不只写出暗夜的动静，同时传达了失眠者的浮躁暴怒，充满语趣。后文写一位老人用勤练书法来对杭时间以挽留他的时代，既有出新之处也显其刻意，但文中对书法内蕴的文化及人生韵味的领悟，颇为深刻。
    该年时报散文奖的评审奖为简捷的《一天中的印象》，从自然景物(光和色彩)的转换来表现一天时间的流动，并藉此来写自然光景的变化和内心的想望，显得自然流畅，文字很简练恬淡，但也较少堪以回味的深层意涵。而联合报的散文第二名为郑景中的《变身》、第三名为邱惠珠的《国民用药手册》。《变身》是以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追忆童年中写成长的寂寞，这是在卡通片中成长的一代，在“美少女战士”的“变身”中沉迷的一代，作者说这样长大的“我们也有我们的童年”。评委简媜认为作者“正图跳脱繁重的现实枷锁，回到纯真和友谊都还没有变质的年代……”〔4〕杨牧则“真切地看到作者那种类似乡愁的失落的童年”。〔5〕应该说这是一篇文字的装饰性较突出，而艺术感染力未必甚佳之作。《国民用药手册》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民间用药的了解，将文字与各种药方结合，以中国人屯药、用药的“焦虑”中表现对老、对生死的焦虑，隐隐关涉着更深层的国民性问题。
    此外，尚有梁实秋文学奖、《明道文艺》学生文学奖、盐分地带文学奖等奖项中的散文奖得主也多为新生代作者，其中钟怡雯、唐捐、张启疆、王威智、吴钧尧等人，或一人囊括几种奖项的散文奖，或在多种文类上获过奖，他们的写作虽然不是起步于文学奖，但文学奖为他们的成长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以散文写作的宏观成就赠奖的吴鲁芹散文奖第13届(1996)和第14届(1997)分别颁给了艺术品格与思想深度都更加沉稳的中年作家黄碧端和蒋勋。
    黄碧端是“以委婉密实的文风及清晰论理的反思魅力”获奖的，得奖散文集为《期待一个城市》等，虽然她笔下所谈的问题也是“岛上文化人士所熟悉的、所抱怨的、所引以为憾的、所赞誉的、所引以为荣的，”〔6〕但她的独到之处在于不论揭发社会病象、还是警策人生，总用一种期待的笔调，冷眼看世界时保留了一份温情，正如台湾作家周志文所言：“黄碧端无疑也有她的冷眼和热情，冷眼使她遇事不会过激，而热情使她对一个也许十分伧俗、十分无望的城市也充满期待。”因此，“她的文字表面看来相当平和，可以说是温文儒雅，但后头的力道却是沉雄的。”〔7〕
    蒋勋的创作涉及文学、戏剧、美学、绘画诸领域，以其创作生命的丰沛，被誉为“博学”的创作者。在他的创作中，“绘画对蒋勋而言是一种挽留，是对于即将消失事物的无可奈何。文学创作却是要把事情说清楚，但是越分析说明就越要陷入生命更巨大的空虚和荒芜中。”〔8〕当他以散文集《岛屿独白》获得1997年吴鲁芹散文奖时，他自况“这是写给孤独者的书”，是他在岛屿上的四处游走而获得的“探索窥伺命运本身”的形式，是以日记、信件等似小说似散文的方式发出的心底的“独白”。他说“我在岛屿上观看着日出日落，潮来潮去，花开花落，观看着星辰的移转，观看着生命的来去和变迁。”〔9〕在他看来，岛屿变得匆忙、急躁，迫切于答案的心，使岛屿的居民非常不快乐……而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只是在玩着“瞎子摸象”的游戏……蒋勋的岛屿不只是立足之地，更是文学的岛屿、内心的岛屿。他的另一篇散文《不可思议种种》〔10〕再次让读者聆听“岛屿独白”的续言：对爱的伦理的求解、从父亲病痛中读解的肉身与人间爱的真切感、从一个杂手的不可思议之举到人类那一张张充满仇恨的脸、充满贪欲的脸……作者要传达的是人生种种“真实中仍然非常虚幻”的无可确定性。蒋勋的散文文体模糊、内蕴丰富，不仅拓展了散文的涵容量，也是对散文体式的大胆创新。
                                                    二
    散文是台湾文学名家荟萃的最大一块绿地，不仅众多本色散文家勤奋耕作，更得到各门类高手纷纷伸出之“左手”的援持，因此这两年的台湾散文在文学低谷中依然保持了较为坚实的步履。
    龙应台这两年的笔触，更加绵密婉转，其层层深入的思理与利如挥剑的批判，锐气不减当年，而文字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圆熟更胜一筹。如《干杯吧，托马斯曼》〔11〕放笔纵谈流寓异国他乡考“向日葵的心态”；虽然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但“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就犹如“贫血的向日葵”……全文情思回环绵远，语言十分圆融。又如《苏州的识者》〔12〕则写自己“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但却看到“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在深刻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批判中也流露了一些无奈与沉痛。此外，《顽童捕蝉》〔13〕以较为素朴轻盈的文字细述孩童捕蝉，感叹时光、生命又如何能把握丈量；《魂牵》〔14〕写的是背尸归乡的感人故事，流注着浓厚的叶落归根的深情。龙应台这两年散文创作的生命力十分旺盛，有大量作品见诸报刊，并出版了散文集《干杯吧，托马斯曼》，笔端触及文化批判、社会关怀、人生寻思，并极力印证台湾文化与世纪交接的发展，内蕴沉潜。
    余光中多年来在个人写作之外还多做了一项“被动的文章”，那就是为人作序，于是他将所写序言选了三十多篇，于1996年以《井然有序》为书名结集出版。他的序文并采微观与宏观，兼有情趣与理趣，讲究气势与韵味，不仅被当作书评来读，而且他序中对作家作品的评赏在台湾文坛常起到定位作用。而他为《井然有序》写的自序《为人作序》〔15〕更是一篇兼具辞采与文理的知性散文，文中纵谈古今序文的衍变、为人作序的种种滋味，更以“证婚人”喻“写序人”，自有余氏狮子搏兔式的深刻与幽默。他的又一篇散文《日不落家》〔16〕再次体现余氏的幽默文风。他说自己一家人分居五国，吻合现代人“地球村的感觉”，而妻子(四个女儿的母亲)“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正如以前妻子怀孕时用脐带向体内腹语，不过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都是母子情深的方式，因此，余光中体会到“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余氏散文之精警与独具魅力的想象由此可见一斑。
    杨牧定居北美十多年后回到了台湾，他将这十年来特定时空下心神交集的体会与领悟之作于1996年结集出版，即散文集《亭午之鹰》，其笔端多涉大自然与人文世界的交感，平淡从容中更保持了对鄙陋与俗媚的抗拒姿态。如在《借来的空间里》，他说“这是一个缺少希望的时代”；在《来自双溪》中，他自问“我会不会将半生服膺、追求、捍卫的有限真理混淆、错乱了?”因此，他将自己“物化为一只鹰，那一只来过，然后再也没有踪迹的‘亭午之鹰’，因为他曾一瞥地伫足于广漠的自然中。”〔17〕杨牧受着这浪漫情绪的驱策，不断创作出沉湎于追寻浪漫同时凝聚着无限愁思的散文。他发表于1997年9月8日《联合报》上的《昔我往矣》，是他回台湾花莲定居后唤起的童年的记忆和血脉中的乡情的表白，他说那是一份特殊的感觉，“一直保存在感官的记忆深处，纵使到那时为止我还不知道如何具体描写那气味，但我能判别它，指认那气味……”对此，他说自己可以用比喻和象征作为捕捉它并且叙述它的方式，这比喻和象征使杨牧的散文常有一种磅礴的丰美与诗性的意境。同期他亦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下一次假如你去旧金山》。
    小说家李黎这两年中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晴天笔记》和《世界的回声》。《晴天笔记》是一本亲子之书，也是一本真实而美丽的心灵之书，分“感怀四简”和“晴天笔记”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写丧失爱子时生命巨恸的创伤与绝望，第二部分是一个阅尽无常世事的母亲对重获新生命的希望、喜悦与反思。《世界的回声》收作者近年的20多篇散文，分世情、人情、心情三辑，写人、写事、写景、写物，“是一个触觉敏锐的女子关照这个世间的形形色色时，为我们收录的声音——经过她辨声录制，加入她的质地的声音。”〔18〕
    被认为文字不断出新的简媜，近年的散文写作更注重体式的创新，1996年底出版的《女儿红》是1991至1996年创作的结集，文体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重在探勘女性的内在世界。如《贴身暗影》，写一位长年照看卧病在床的父亲的女子“深不可测的孤独”、在隔膜的人世中独自挣扎的徬徨种种难以尽述的内心世界；而《肉身启示录》〔19〕是对现代女性在“那套女体规格化标准”下“女人的身体与心灵永远是愚民者的殖民地”的感叹；对女性觉醒之艰难，简媜下笔既热讽又深具同性的同情，当女性像流行病似地忙于减肥、塑胸时，简媜告诚同胞“肉身是灵魂用来探险的船”，不论胖瘦，都是一尊独一无二的肉身艺术，何不“把它当作大师最满意的雕塑品”?简媜这两年的散文益发洗却女性散文习见的柔美甜媚，而更增多了熟稔人世沧桑后的瘦硬之气。
    近五年未出书的席慕容于1996年7月出版了散文集《黄羊·玫瑰·飞鱼》，这是她1990年以来的作品合集，记述了她这些年的奔波与浮沉，尤其是对原乡——蒙古草原的深切关注。此外，席慕容从1996年1月至12月为《幼狮文艺》写了一年的“高原札记”，1996年3月起为《皇冠》杂志写了一年的“大雁之歌”，它们是作者对梦魂牵萦多年的原乡——蒙古草原的观照，虽然只是“一点点地来描绘出一些简单的轮廓”，但对作者而言，不论是知识上的“资料”还是实地得来的经验，都已“进入我全部的感觉系统，成为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
    舒国治也是一位将诗歌的触角延伸至散文领域的散文家，这两年他更频繁地行走于台湾大地，企图深入而切实地探寻到他生存的这块土地更内在的真实，他的《人生台北》〔21〕及1996年10月在《中国时报》连载的《台湾重游》便是这切实观察后的体认。两文的文字均简洁明朗。他的另一篇作品《永远的碧潭》〔22〕则是逸出都市观察的清新之作，以那曾拍打过“我”和太多北部少年的浑沌胸膛的碧潭，寄寓蓬勃的生命源泉，那是“清凉，却从不荒苦”的生命印证，是原乡给予的滋养。如今碧潭的时代过去了，留在作者心中的是挥之不去的怅惘。
    此外，张秀亚、杨青矗、隐地、陈芳明等作家更加人情练达、醇朴雅正的文字堪为这两年台湾散文的又一道风景。如张秀亚的《不凋的葵花》〔23〕抒写梵高画笔下的葵花，蕴藏着深邃的人生感念；“这金轮，这黄褐色的葵花，在生之道途上辗转已久，好像凝聚着悲哀与欢笑，忧伤与安慰，煎熬与狂喜，在喜剧与悲剧中轮流作主角。”而扬青矗的《死皇帝与活乞丐》〔24〕言传一种素朴而诚挚的人生秘谛，他说“活着就是人生的意义”，其价值仅是个人的认知自己而已。他的《榄仁树》〔25〕写榄仁树叶从过去的习以为常到如今的身价陡增，记叙个人的一些经历，流露些微的感触，是一篇非常平易朴实的作品。
    陈芳明的《秋天的签名式》〔26〕则是一篇灌注着深沉的生命感念的抒情文字，一位离乡久远的中年男性生命浮游中在梭罗的墓前“获得了生命的诠释”，当他以自身的精神探触到已经散发在花魂与树魂之中的梭罗的生命时，他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人的精神枷锁与权力束傅，往往来自内心的物欲……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抵抗的意志必然比任何时候还来得坚强。”而隐地的《身体一艘船》〔27〕感叹的是人生如航船载沉载浮，但自己的身体是一艘会思想的船，在航行60年的今天，不禁随着烟尘往事，想着人在大地上的存活，想着人生的悲喜剧，想着世纪末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人生的沧桑感跃然纸上，文末更有自励励人的劝勉，表达了对人生的执著。
    杏林子的《年方九十》〔28〕写李可染、苏雪林、颜水龙诸位文艺界泰斗对生命不尽的欢喜和期盼，一句“年方九十”包蕴了怎样从容、坦荡的人生情怀，杏林子用她特有的温馨的笔调写出了前辈对生命的无限珍爱。而向阳的《微雨》〔29〕也是对生命的探问之作，但它用的是一种美丽而哀愁的意象：微雨，它象征着一个诗人寻找诗路的迷离人生，也吻合细细琐琐的中年心境；当诗人终于肯认了那记载着个人生命并与个人生命同存的声音便是诗的声音时，他可以在烟雨中开始生命的再出发了。高大鹏的《未完成的浪漫》〔30〕却是为一个未完成的生命发出的“深沉的人性的叹惋”；作者说一曲“未完成交响曲”正象征了音乐家舒伯特悲剧的一生，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死亡在此埋葬了无比美好的天赋及美好无穷的希望!”更“道尽了世人对他未完成的生命及未完成的使命之无穷尽的惋惜与追念!”高大鹏以诗情浓郁的文笔抒写了对生命的吟咏，他这两年的散文更多地注入这种如诗如绘的人生感怀，情思饱满深沉，文字柔美绵密。1996年，他获得了以出版散文集著称于台湾文坛的九歌出版社的九歌年度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