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我认为在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陈染是个对女性意识和女性位置比较自觉的作家，这种自觉不光是指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或意识到自己在做女性写作，也在于她不断地在反省这种意识。陈染是在寻找一个女人和个人之间的合谋关系，因为作为个人的反抗我们社会的知识界是认可的，而陈染是在抒写个人、抒写孤独中抒写女性，在先锋写作中形成的先锋性和边缘性之间寻找放置女性体验的空间。虽然同时有许多女作家在强调“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写作》中也强调这一点，但她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传统写作的女作家而言这表明她持一个中性的写作原则。在“人”的立场上超越女性的经历和女性的写作，而陈染则经历了一个小的循环，她发现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超越性别的的人，这个人一定有一个男人的形象，而她要做女人，可她很快又发现做女人的命题变成一个被男人重新规范的命题。她提出：我不要做被男人所规定的女人，我首先要成为一个“人”，超越男性所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超越性别的人”。
    在这部小说中，陈染尝试破除理想父亲——即理想男人的神话，也包括破除理想母亲的神话，因为在理想母亲的神话中，除了表达她对同性的渴望之外，还有她对保护者的渴望——她一直在寻求一个庇护者。她也在试图破除“私人生活”的神话，在今日社会是否还存在私人生活?陈染还试图突破她前期小说的主要支柱：精神分析，意识到所谓精神分析也是一种男性话语而已。
    所有的这些，尝试——尝试一个全方位的突围，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损害了这部小说的表达本身的迷人和完美，即失去了她原有的、很有魅力的、她很擅长表达的那种特定情境的支撑。
    徐坤：陈染的创作非常女性化，但她的理论却又提出要超性别。我认为她主要是对自己的性别有所规避，规避的原因就是由于整个女性写作的大环境、大气候没有成形。所有的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隐忧，就是一旦她的作品被定性为女性写作，就会被认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低于男性的，是女人气、小女人气的，就完了。对作品的误读往往导致对女性性别或人格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陈染在各种研讨会和论文中强调一定要超性别，完全是出于这种隐忧。
    陈染在当代女作家中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是在艺术感觉上，在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把握上，一唱三叹，细腻而到位，她的天赋、才气非常高。当我们在写别人的生活给别人看时，好像还容易点，可以靠情节来取胜，但她写的是个人生活，完全通过展示自己来表现她对人生的思索。一方面要规避，一方面又要展示，这个角度非常难把握。而她把握得相当到位。另外，她在思想上非常有深度，她是一种智慧型的写作，在十几年如一日的写作中，她不断地从自在而入自觉，她的文本中处处散着女性迷乱而又清幽的个人体验，飘动着女性思想与智慧的凄美的光环，使小说的女性表喻方式有了大胆的隐秘性和极强的前卫性。
    张颐武：读了这部小说以后非常受感触，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女性个人成长的历史，还涉及到一些经典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回忆。个人成长的记忆，并不是女性个人的体验，还有着相当的公共性，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接近，是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中国的个人的经历。一个个人如何成长为社会主体，一个女性如何成长为社会主体，私人生活怎样被打开，变成一种敞开的、具有公共性的东西，这是我所关注的，是陈染很有力量的想象，也是她这些年不断地对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处于严密控制下的个人，怎样转向现在这个更把握不定的社会里的女性的问题的表达，这个表达恰恰也是人民的记忆的表述。大家都很强调作品的个人性或女性的特征，我觉着不仅仅如此。另外我觉着里面有些非常有趣的困难，她在克服这些困难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坚定或自我肯定的方式，比如最后，主人公在P城漫游，发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没有植物在生长了，植物回阳台上。公共生活中已找不到绿洲了，回到了私人化的生活中。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许多女作家都感到了公共性、市场性所造成的困难，陈染的小说中就出现了“私人生活”这块领地，并且以在阳台上种植物的方式去开垦它，这部小说就是这种植物不断生长的过程。
    我非常关注小说结尾的困惑，就是“私人”的植物能否移植到花坛中，能否到公共社群里，是出去经风雨见世面还是在安全的阳台上生长，这是个重要的矛盾，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女性问题与国家、社会的问题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如何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如何把女性经验和社群经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个尖锐的问题，是结尾她在想的问题，也是陈染下一部作品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