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也有两种。一种是极端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它视文学为简单的“工具”和直接的手段，置文学于被动的依附地位，要求文学无条件地为特殊时代、特殊集团的特殊需要服务；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要求甚至具有强制、凶暴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时代，它的意志和控制力则主要是通过奖赏和市场手段来体现的。另一种是开放、平衡的功利主义，它坚信文学首先是文学，而做为一种美学现象，它必须追求技巧的上达和美感的丰富，但是，也坚信完整的“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范畴，不是单由语言和技巧等形式因素构成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是由包括情感态度、道德内容和世界观在内的多种因素构成的，因此，仅有“文学性”还不足以使一部作品成功，使一个作家伟大。文学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现象，它是否具有伟大的性质，是否具有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固然要看它是不是在文学性的追求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最终还是决定于作家的伦理精神的伟大和心情态度的伟大。
可以说，开放的平衡的功利主义，一直是俄罗斯文学伟大的精神传统，一直是俄罗斯作家的普遍崇信的文学主张。虽然，有的俄罗斯作家一开始会迷恋、追求“纯文学”，但是，很快，他们就摆脱狭隘的文学观念对自己的控制，并使自己的文学活动与社会和他人尤其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发生积极的关联。像普希金和别林斯基这样伟大的人物，都曾经是“纯艺术”的信奉者，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最终，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而形成了健全的文学理念和可靠的文学信仰。
别林斯基早期文学思想是含混的甚至矛盾的。他有一种把“理念”看得高于现实的倾向，有一种把艺术与现实分离开来的倾向：“是的！社会不该为艺术牺牲自己的重要利益，或者为它而背离自己的目的。艺术只能通过为自己服务，来为社会服务。让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路吧。……艺术家所要注意的事，则是对‘光辉灿烂事物’进行观察，做它的代言人，而不去干预政治及政府事务。”{24}他试图在艺术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画出一条界线，但是，又不否定艺术与道德的天然的联系，只是他把道德与“修身”对立起来，赋予道德以抽象的理念色彩：“道德是全世界性的、不易消逝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概念，而修身则往往是有条件的、变化无常的概念。”{25}这样的观点显然具有抽象的、分离主义的性质，更接近唯美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进入自己文学活动的“自觉的时期”，别林斯基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完全摆脱了“纯艺术”的文学价值观，成为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文学功利主义者。他在为“自然主义”即俄罗斯的以果戈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辩护的时候，以一种近乎刮骨疗毒的方式，否定了“纯艺术”的虚妄：“现在我们还要提一提那种为了纯艺术——这种纯艺术认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本身之外，不承认还有任何目的——从美学的观点出发，对现代文学和一般的自然主义的攻击。这种想法是有一些根据的，但是把它夸大了，这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想法纯粹是从德国来的；他只能在好内省、多思索以及爱冥思苦想的民族中产生出来，它绝对不可能在它的舆论向一切人提供积极活动的广阔园地的崇尚实际的民族中出现。纯艺术究竟是什么东西，连它的拥护者都不是很了解。因此，这在他们那里无非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实质上，这种纯艺术论不过是另一种坏的极端中的坏的极端而已，也就是说，从艺术是惩恶扬善的、是教训人的、冷漠的、枯燥的、僵死的转向另一个极端，它的作品无非是命题作文的修辞联系罢了。”{26}在他看来，把包括希腊艺术在内的一切伟大的艺术和文学现象解释为“纯粹艺术”是对它们的严重误解：“……希腊艺术本身也只是比其他艺术更接近纯粹艺术的理想，但是却不能把它称为纯粹的艺术，也就是说，是一种独立于民族生活其他方面的艺术。人们通常拿莎士比亚，尤其是歌德作为自由的、纯艺术的代表；然而这是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法。莎士比亚是一个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主要是一个诗人，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谁要是在莎士比亚的诗里看不出丰富的内容，看不出它们所提供给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当政人物等等的教训和事实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宝藏，那么他是太不理解莎士比亚了。”{27}
在尖锐否定“纯艺术”的同时，别林斯基以一种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真正文学的伟大精神的理解。这是一种勇敢地直面残缺现实的精神，更是一种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它是向下谛视大地和大地上的苦难，把自己仁慈的爱和同情献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尤其是贫穷的、没有地位的底层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一篇）中，别林斯基猛烈抨击当时俄罗斯贵族社会对“底层人物”和写“底层”的文学的傲慢和冷漠：“有一种特别的读者，他们出于贵族的感情，甚至不喜欢在书本中见到通常不懂礼貌和优雅风度的底层人物，他们不喜欢肮脏和贫穷，因为这些是同奢侈的沙龙、贵夫人的小客厅和密室大相径庭的。”{28}他认为作家应该满怀着同情、怜悯与爱来研究和描写一个“乡下人”和“摔倒在地的人”，就像救世主一样：
人类的救世主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所有的人的；他不是去召唤贤智的和有教养的人，而是召唤智力和心灵都非常简单的渔夫担当‘人类的渔猎者’，他寻找的不是富有的幸福的人，而是贫穷的、受苦的、堕落的人，给有的人以安息，给有的人以鼓励，使他得到复苏。那肮脏的褴褛掩盖不住身体上的溃疡糜烂的疮毒并没有使他的充满爱和仁慈的眼睛感到受辱。他是上帝的儿子——满怀同情之心爱抚人们，同情陷于贫穷、污秽、耻辱、淫荡、恶习和行凶作恶中的人们；允许本身问心无愧的人向淫荡女人投以石块，让铁石心肠的法官老爷感到害臊，向堕落的女人说出安慰的话，一个罪有应得的在处罚他的刑具上快咽气的强盗只要一刹那间有忏悔的表现，就能够听到他说出的宽恕与和解的话……而我们则是人类的儿子，我们却只打算爱我们兄弟中的和我们相等的人，而背弃下等阶层的人，正像回避众所唾弃的人一样，背离堕落的人，像回避麻风一样……是一种什么德行和功绩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这不是等于说缺乏任何一种德行和功绩吗？……然而友情和友爱的神圣之词响彻于世界，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凡是过去属于得天独厚人物的责任，或者少数精英的德行，现今，已经变成社会的责任，现在不仅是德行的标志，而且也是个人有教养的标志。{29}
这是别林斯基晚期最伟大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它在别林斯基的整个文学观念体系中，具有灵魂性的意义。其实，别林斯基的这种包含着利他主义精神的积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早在1834年他写《文学的幻想》时就已经形成了。他在谈到人的“使命”的时候这样说：
人啊，为你崇高的使命骄傲吧；……别忘了：你的无边的最高的幸福就在于把你的我融化在爱的感觉中。这样说来，你就只有两条路，只有两条不可逃避的路可走：摒弃自己，克制利己主义，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为别人的幸福而生存，为同胞、祖国的利益，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爱真理和善良，不是为了求得报酬，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这永生永远包含在你的我的融化中，在无边至福的感觉中。……怎么？你拿不定主意？这种事迹使你害怕，你觉得力有未逮？那么，你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宽阔，平稳，容易走；爱你自己，胜于世上的一切；哭泣、行善，都只为利害打算，别怕作恶，如果恶对你有利的话。{30}
很多时候，面对文学，人们必须在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选择：是象牙塔和十字路口之间的选择，是形式迷恋与意义追寻之间的选择，是无动于衷的静观与不能自已的介入之间的选择，是对纯美的陶醉与对至善的热爱之间的选择。把文学仅仅当作“纯文学”，认为它的目的就是追求美，这显然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观。在文学研究中，将美与善对立起来，或者试图在艺术与道德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像要夏洛克把血和肉分开来一样，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就像梁实秋先生指出的那样，“美在文学里面只占一个次要的地位，因为文学虽是艺术，而不纯粹是艺术，文学和音乐图画是不同的”{30}，所以，“若是读文学作品而亦同样的停留在美感经验的阶段，不去探讨其道德的意义，虽然像是很‘雅’，其实是‘探龙颔而遗骊珠’”{32}。
也许，由于个性的不同和趣味的差异，由于外部的客观情势的不同影响，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将会是两种长期并存的美学观念和文学形态，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甚至会发生尖锐而激烈的冲突。这也许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生态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将两者的对立和冲突，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在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积极的关联：用“唯美主义”矫正极端的“功利主义”，同时用“功利主义”来修正片面的“唯美主义”。最根本的，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经常被人们蔑视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文学因为“美”而令人愉悦，而令人喜爱，但是，它若想同时显得伟大，若想同时赢得人们的热爱和尊敬，就不能放弃那些重要的“功利主义”目标，具体地说，不能放弃它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因为，只有执着地追求“善”，文学才能使自己在更高的意义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才能具有不朽的生命和永恒的价值。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第44页、第117页、第121页、第124页、第122页、第113页、第109页、第114页、第126－127页、第97页、第136页。
{13}转引自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第12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
{14}孙宜学编译：《审判王尔德实录》，第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15}【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二），曹葆华译，第8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16}【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二），第836－837页。
{17}转引自【俄】利哈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王加兴等译，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18}【俄】利哈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王加兴等译，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19}【俄】利哈泽夫：《文学学导论》，第35页。
{20}【美】Ｈ·帕克：《美学原理》，张今译，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
{21}【俄】利哈泽夫：《文学学导论》，第36页。
{22}{23}【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二），第829页、第848页。
{24}【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第二卷，第6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7月。
{25}【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第二卷，第67页。
{26}【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辛未艾译，第六卷，第585－5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2月。
{27}【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第595页。
{28}【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第580页。
{29}【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第583－584页。
{30}【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第一卷，第19－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
{31}《梁实秋批评文集》，第207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
{32}《梁实秋批评文集》，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