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唯美主义具有内在的、封闭的倾向，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一种先锋的姿态显示出对形式和技巧的迷恋，对个人想象自由和写作自由的追求和捍卫，虽然有时候，做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它有助于克服庸俗的拜金主义对文学的扭曲，有助于对抗压抑性的外部力量对文学的异化，显示出一种抵抗和解放的性质，从而使它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但是，通常，它也导致文学上的不计后果的颠覆和不负责任的游戏。
把艺术与生活对立起来，强调艺术的超凡脱俗的纯粹性，是几乎所有唯美主义者共同的特点。他们否定有用的功利性，否定艺术与生活的现实关联，因为，在他们看来，离生活越近，对艺术越不利。戈蒂耶在《〈阿贝杜斯〉序言》中说：“一般来说，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①又在《〈莫班小姐〉序言》中说：“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其可怜虚弱的天性一样是极其肮脏、令人作呕的。——一所房子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厕所。”②王尔德完全接受戈蒂耶的思想，因为，他在《谎言的衰朽》中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正如有人曾说过的那样，唯一美的事物是跟我们无关的事物。只要一件事物对我们有用或必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使我们痛苦或快乐，或者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同情，或者组成了我们生活环境极其重要的部分，它就在真正的艺术范围之外。”③他批评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艺术家”，其原因就在于，“他过于喜欢直接走向生活，并借用生活的朴质语言”④。
王尔德把想象与“事实”对立起来，把艺术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一切形式的写实文学，否定艺术追求真实效果的努力。他说：“事实不仅正在历史中找到立足点，而且正在篡夺想象力的领地，侵入到浪漫文学的王国中来。”⑤他贬低基于现实生活的叙事文学的价值和成就：“作为一种方法，现实主义是一种完全的失败。”⑥他从艺术上彻底否定左拉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对他们所作的生活记录绝对引不起人们兴趣的。谁关心他们遇到了什么事？在文学中，我们要求的是珍奇、魅力、美和想象力。我们不要被关于底层社会的描写所折磨和引起恶心之感。”⑦显然，王尔德所否定的并不只是一种艺术趣味和写作方法，而是对生活和人们的一种态度，——在他所肯定的艺术态度里，对于人类的爱和同情，对于底层人的关注，对于不幸者的怜悯，统统都是没有位置的，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这样的态度简直显得有些荒唐和可笑呢。
如果艺术不是来自于生活，不是来自于充满热情的内心，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艺术就是谎言，而且只能从谎言里来。”王尔德先生的回答明确、坚定。
此处的“谎言”，显然是一个夸张的表达，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指代。事实上，王尔德只不过拿它当做“虚构”和“想象”的代名词，只不过要用它来表达一种极端形态的美学观念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
他说自己之所以要为“艺术中的撒谎”辩护，是因为，“撒谎作为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和一种社会乐趣，毫无疑义地衰朽了。古代历史学家给予我们以事实形式出现的悦人的虚构；现代小说家则给予我们虚构外表下的阴暗事实。”⑧一个艺术家只有借助想象和虚构，才能赋予事实以更完整的形式、更生动的性质和更丰富的诗意，这的确是一个合乎艺术规律的见解。所以，王尔德强调想象和虚构在艺术活动中的价值和作用，不仅是对的，而且还是很有眼光的，——缺乏诗意的写实，的确是文学上常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但是，像一切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一样，王尔德把想象和虚构当做纯粹的艺术行为，当做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活动。这样的“撒谎”是在封闭的心理世界自足地进行着的，与外部现实毫无关系，不仅如此，“谎言”虽从虚幻和空无中产生出来，但却是高于现实的。甚至，在王尔德看来，想象出来的“谎言”才是真实的，而现实中的“真实”却是假的：“唯一真实的人，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如果一个小说家低劣到竟从生活中去寻找他的人物，那么他就应该至少假装他的人物是创作的结果，而不要去夸口说他们是复制品。”⑨王尔德的“谎言”观在下面的这些充满诗意的语言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艺术本身的完美在于她内部而不是外部。她不应该由任何关于形似的外部标准来判断。她是一层纱幕而不是一面镜子。她有着任何森林都不知晓的鲜花，也有着任何森林都不知晓的飞鸟。她创造和毁灭许多世界，可以用一根红线将月亮拽走。她的形式是‘比活人更真实的形式’，她的原型是了不起的原型，一切存在之物都不过是其不完美的模仿。在她眼里，自然没有法则，没有一致性。她可以随意创造奇迹，当她召唤巨兽出海时，巨兽应声而来。她可以令扁桃树冬季开花，可以让大雪覆盖成熟的玉米地。在她吩咐下，冰雪可以将其银指放到六月燃烧的火口上，长翅膀的狮子会从吕底亚的山洞里爬出来。当她经过的时候，林中仙女会从灌木丛中出现，褐色的半人半羊怪物也会在她走近时怪模怪样地冲她笑。她有崇拜她的鹰脸神祗，半人半马的怪物在她身边飞跑。⑩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精神谱系上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乃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孑遗，只不过，与前者比起来，它显示出一种冷冰冰的厌世主义的倾向。
王尔德由否定艺术的“有用性”，则进而否定艺术和文学与道德的任何关联，把表现道德因素和包含善恶标准的艺术当做坏的艺术。他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说：“你们的文学所需要的，不是增强道德感和道德控制，实际上诗歌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诗歌只有写得好的和不好的，仅此而已。艺术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道德标准，常常是某种想象力不完善的标志，标志着艺术创作中和谐之错乱。一切好的艺术都追求纯粹的艺术效果。”{11}在他看来，“最高的艺术抛弃人类精神的重担，从一种新媒介或新物质而不是从任何艺术热情、或任何高尚的激情、或人类意识的任何伟大觉醒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它纯粹按它自己的路线发展。它不象征任何时代。时代才是它的象征。”{12}王尔德以一种极端的态度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以一种绝对的态度否定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自我牺牲是野蛮民族自残行为的剩余部分，是对痛苦古老的顶礼膜拜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可怕的事件”；不仅如此，他还赋予罪恶以道德上的正当性：“没有罪恶，世界将停滞不前，变得衰老，或者毫无色彩。由于它的奇特，罪恶增加了人类的经验。它通过强化个人主义，使我们免于类型的单一化。它反对伦理观念，它是一种更崇高的道德。至于德行，什么是德行？”{13}唯美主义者是只看得见美，而看不见善的；对他们来讲，文学只会有文学影响，而不会有别的影响。王尔德在法庭上与法官爱德华·卡森的对话，很能表现他们的文学观：
王尔德：我的作品只关注文学影响。
卡森：文学？
王尔德：是的，文学。
卡森：我能否这样认为，你根本不考虑它会产生道德或不道德的影响？
王尔德：我从来不相信任何艺术作品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14}
从气质类型来看，过于浪漫、消沉甚至悲观的内倾型的人，很容易成为唯美主义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与社会对抗，于是，便倾向于选择一种消极逃避的创作态度和不介入的写作方式。普列汉诺夫根据对法国浪漫主义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艺术家和对艺术创作有浓厚兴趣的人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在他们与周围社会环境的无法解决的不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15}；“过分注重形式是对社会和政治漠不关心的结果。只注重形式的作家的作品，总是表现出这些作家对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一定的态度，像我们上面所说的，这是一种绝望的否定的态度。”{16}这的确说明了许多唯美主义倾向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精神倾向和气质类型上看，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唯美主义：一种是情感唯美主义，一种是形式唯美主义。情感唯美主义又可分为两种：积极的、肯定性的情感唯美主义和消极的、否定性的情感唯美主义。前者具有乐观的伦理态度，虽然也强调美感体验对道德和认知的优越性和超越性，但却并不过于绝对地将美与善对立起来，而是强调美在与善的关系上的主导性，认为只有通过美，善才成为真正的善，就像谢林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那样：“称不上美的那种善，也还就称不上是绝对的善。”{17}或者，就像席勒那样把美当做绝对的力量，坚定地认为只有通过审美，人才能改变自己的异化境遇，人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与之不同，消极的、否定性的唯美主义则倾向于取消和否定美与善的关系，把美当做一种自足的、破坏的激情，——俄罗斯学者利哈泽夫称之为“恶魔式的唯美主义”：“在19世纪末（在20世纪里则尤甚尤烈）还形成了一种阴郁的恶魔式的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将自身同责任感与义务感的思想、自我牺牲与善的思想这样一些伦理价值对立起来。”{18}利哈泽夫在评价这种以尼采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时候说：“挑战性的、抛弃其他价值的唯美主义，常常是与那种对未来之狂热的倾心相关联，就是与那种精英般的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利益相关联，或者是与那种嘲弄一切的高傲相关联。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会以悖论的方式导致那鲜活生动的、直接的审美情感变得衰弱甚至滞钝：对美之过度的消费会滑向厌腻。已然转化为对审美进行无休无止的追逐的那种生活，就有变成空虚而毫无果实的危险。”{19}的确，极端傲慢的唯美主义通常会滑向虚无主义和厌世主义，——它不是从伦理上净化人，从精神上升华人，因为，它提供给世人的往往是一幅幅充满灰暗情绪的令人绝望的生活图景。
与情感唯美主义比起来，形式唯美主义显得更关注纯艺术的问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分离主义和排斥主义的倾向。它们认为艺术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与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其他人类活动是没有关系的。在它们看来，道德和科学的标准“总是要同真正审美的观点发生冲突”，因此，它们视一切“非审美的判断”为“无知的判断”。它们致力于追求“纯审美的判断”，虽然，它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达到纯粹的审美”{20}。
事实上，从一开始，唯美主义就受到了功利主义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尖锐质疑和批评。在利哈泽夫看来，功利主义者的“反唯美主义”虽然“受制于对伦理价值之直线型－教条般的捍卫”，但是，“反唯美主义在许多情形下也还是拥有一些正经的合乎人性的理由的”{21}。很多时候，在文学上，反唯美主义的功利主义，乃是伟大的校正仪，——它把文学从消极遁世的无为主义和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拉回到真实的人生和广阔的生活中，并赋予它以现实主义的性质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