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即使最优秀的女性作家，经常遭遇到的批评是“儿女情长，视野狭窄”，早在四十年代，张爱玲刚刚出道，傅雷就批评张爱玲说“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12}尽管傅雷的文章总体上给予张爱玲更多肯定，但问题的一面却是如此，但张爱玲如何能抽掉那男女情感纠缠，停止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情调呢？事实上，张爱玲一生的创作也没有能够抽调这一点。王安忆无疑也算是当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在批评家对她的评价中，与上述评价大体相当，认为她的作品“缺乏精神深度”，“缺乏大境界”，“作品的精神趋向总体上不是指向悲剧和崇高，不是指向对终生的怜悯，而是指向对世俗的妥协”，认为“文学一旦丧失了宏大的精神关怀，格调也只有流于平庸。”{13}认为她将时代背景“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人物私人化的生存世界占据着小说的绝对空间”。{14}当几乎绝大多数女性作家普遍存在同一“问题”时，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反向思考了。女作家的视界狭窄，是不是在男权话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评价尺度有问题？男权话语所树立的尺度，就是悲剧崇高、宏大叙述、承载大道，就是笔下有俯瞰和囊括大事变的胸襟，有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把握。这样的批评尺度当然毫无问题，也是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一。但是女性作家驾驭题材和观察理解生活的秉赋恰在这一点上现出了普遍性不足。这是男性作家禀赋里的强项，也是男性作家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标尺。事物的两极性状，如何能用一极之标尺标记不同的事物？就如同女性的柔美与男性的刚健，如何可以批评女性缺乏阳刚之美？失去了柔美，还是女性吗？女性眼界关注的恰恰就是个人命运的独特性、细微处，而不以千百万人的欢呼，淹没个人的悲痛。就如同一场胜利的战争，母亲因为失去了儿子，有不可褫夺的理由悲痛而不是欢呼。在宏观叙述下，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忽略，只是整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以千百万人性命的失去，而赢得胜利，人们会认为这些死亡是有价值的，疼痛是可以忽略的。女性作家却在本能地反抗这样一种忽略，这是她们所看到的细处，因之发出孤独的咏唱。同时也是另一种真实，是城市丛生出对个体意识的关怀，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真实，也许是有意忽略的真实。我们常常将整架机器的运转，称之为本质的真实，将个人的毁灭称之为非本质的真实。但用什么来界定本质与非本质，问题到达这一步，我们就会看出，这种价值判断恰恰源自主观性。
小说写到最佳处就成了历史，是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历史，这是因为写作者在此处已经没有了个我的好恶，尽管也是他的眼睛看生活，但他从个人命运的深处细微处，洞察了命运的玄机和藏在命运背后的手，冷冰冰地择取过来。就如同王安忆窥视到康明逊内心的隐曲：他“其实早已知道王琦瑶是谁，只是口封得紧，第一次看见她，她便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又见她过着这种寒素的避世生活，心里难免疑惑。后来再去她家，房间里那几件家具，更流露出些来历似的。他虽然年轻，却是在时代的衔接口度过，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平安里这种地方，是城市的沟缝，藏着一些断枝碎节的人生”。{15}王安忆的敏感和趣味，恰在于她善于从城市的沟缝里，发现它感兴趣的人物世界，为她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声誉的《长恨歌》，还是离不开王琦瑶这样的旧式人物，这样一个一心要找到归宿却始终未能如愿的旧时代名媛，她前后经历了五个男人，最后钩上小她二十多岁的老克腊，后来竟死于混混长脚之手。只有城市才生长出这样的王琦瑶，只有城市才能藏住这样的她，只有城市女作家也才会发现、会感兴趣、会写出这样的生命遗韵。王安忆钻进人物心里，写出了个人的生活秘史，人物活动细腻真实得让人忘掉了写作者。
于青说：“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指张爱玲），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16}我将这段话看作掩身于现代都市的女性作家，在可见的未来为自己开创的一个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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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冰心1900年生于福州，后迁往上海，辗转烟台，辛亥革命后又回到福州，1913年，冰心13岁，随父亲迁居北京。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儿童时期在常德小学读书，15岁时转入长沙周南女中。18岁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她大多时间一直生活于上海，一直到她成名，其间曾到香港大学上学。1943年开始发表小说，随后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而广受赞誉。庐隐1898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然后在北京读书任教。上述作家均具有城市生活背景。
②上述当代女作家，以她们18岁以前的成长地域作为考查的基准。
③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28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
④杜维明在《何为儒家之道·四》中说：“朱熹所选择的宋代儒学大师包括周敦颐、张载以及二程兄弟，朱熹将他们视为文化英雄”。
⑤见《2004文学评论》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⑥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张爱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1版。
⑦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年）
⑧见《张爱玲文集》上卷2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⑨见《读书》2008年第4期，第54—55页。
{10}{11}见王安忆《长恨歌》174页、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参见《张爱玲全集》下卷附录52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3}姚晓雷《乏力的攀登》，引自《2004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14}李静《不冒险的旅程》，《2003文学评论》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5}见王安忆《长恨歌》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6}于青：张爱玲传略，见《张爱玲全集》下卷附录53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