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此现象也有着极敏锐的感知，她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在现代都市没有出现之前，女人一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女人所有弱势都变成了优势。现代文明源于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那里，其本质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说，“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的卓越的人物全部都是和富庶的商业城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城邦又往往是被野蛮人所环绕”。所以，“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③在这一方面，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里，有着深刻的思考。当然，顾准的思考源自于对我国专制传统的深刻反思。城市文化具有个体自由取向，也才自然派生出科学与艺术。
宋代朱熹之所以能强烈地带有使命感地发展儒家文化，坚守儒家文化的根基，大约也是与宋代都市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有关。都市的发展和繁荣，商业的发达，勾栏瓦肆的繁盛，歌伎的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朱熹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的对抗性条件。大约朱熹隐约感到了城市文化中强大的异己力量，向着另一方向拓展，这才有了危机，有了使命感。被朱熹视为“文化英雄“的张载④，也说出了朱熹想达到的宏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将儒学的精神导引入“义利之辨”的泥沼中时，对“利”的弃绝实际上在抽空城市的血脉，从而为不变的“往圣”开“万世之太平”。
“城”和“市”相合才有城市，失去了商业活动的“市”，没有了逐利的驱动力，城市还有什么活力？商业活动，恰恰构成了城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我们生活在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城市里，被淹没在浩瀚的海洋一般的城市里，在淹没中我们感到安全。乡村文化结构里，个人被乡邻所监视，是没有个人空间的。农业文明构成的村社文化，其观念习俗所延展出来的核心要求是整齐划一，个性很难得到张扬和释放。都市的汪洋大海，容纳了形形色色个性的人，也为女性的活动开辟了空间。商业文化的特性有利于个性发展，杨扬在研究城市化进程与审美关系的变化时，以旧上海为例，认为“亭子间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栖身之地，那时的上海有容纳四面八方文学人才的胸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品市场的运作调节，只要有市场，就会不断对新的文艺人才产生需求……上海的商品社会的体制能够不断推出人才。”⑤商品文化的繁盛构成了城市的包容，这也演变为城市的本质之一，演变为对个体自我的尊重和宽容，这是商业文化导入的新气象。最适宜细腻品味生活、观察细节的女性作家之笔，终于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
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的惊艳呈现，就已经让人们注意到大都市这个庞然大物所潜藏的神秘力量，这是在光怪陆离中开出的一朵奇美的玫瑰。张爱玲二十余岁，就写出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可以说，张爱玲是大上海的产物。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她列专章，给于极高评价，称之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⑥。读者所看到的张爱玲，充满才气的张爱玲，是对女人精到细腻的诠释和把握，是对两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具有观察理解个人化命运的独特视角。而这些女性作家特质，是非常适合于在都市发酵的。或者说，只有在都市里，女性的这一特质才可能进入小说并发扬光大。小说对形象感、对细节特征的要求，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小说的源起，恰恰和城市的兴起相关。城市市民的消闲需要，催生了说书艺人，成全了小说的发展。都市释放出来一种女性气质，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气质，潜在地要求人变得文雅、礼貌、卫生、整洁，这些特质，更多地具有女性特征。
张爱玲如何在作品里展现女性化写作的优势特点？是她对现代男女在性别较量之中的那种猫捉老鼠游戏的精彩捕捉和展现。只有当现代城市为女性的爱恋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并且女性自我能够有蜗居之地且伸缩自如时，男女之间那种精彩的性别游戏才能枝枝蔓蔓地绽开。女性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两性爱恋，当然就没有了一张一弛的情场斗法，也就没有了女性作家的真正天地。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寄内’‘忆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告白恋爱着绝少。为爱情而歌吟爱情的更是没有。”⑦中国古代绝少爱情诗，这是因为，在一个女性失去自由的时代，在以诗教的温柔敦厚框范下，怎么能长出情诗来？细细研读张爱玲的小说，就能看出，隐藏在她和小说背后的，恰恰在于两性空间的形成，而形成这空间的，又恰恰是城市，是城市为她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最能说明女性写作特征的，是张爱玲在23岁就写出的《倾城之恋》。这部小说写的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若用“两个人的战争”来形容，实在是恰当至极。女主人公白流苏生活在上海的一户大家族里，年轻轻寡居在娘家，难免会有嫂子哥哥们的厌嫌之语飘进耳朵。偶然机会认识了范柳原。这位范先生是个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富裕华人，非常喜欢白流苏身上的中国淑女韵味，并想法子将她带到了香港。但喜欢归喜欢，范柳原却并不打算真的结婚。这两个精明的人在一张一弛的较量后，最终走到一起。但刚刚同居一周，范柳原就要去英国，一年半载才能回来。对白流苏来说，这种苦涩实在是一件无奈的事情，他知道，“没有婚姻的保障，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难的事”。没有想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范柳原只好半途而回，跟白小姐正式结婚，过起来平静的买菜做饭擦地板的日子。对白流苏来说，真得感谢这一场战争，感谢香港的陷落，为她留住了范柳原。张爱玲将小说名为《倾城之恋》，其深层的含义就在这儿，对于个人来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人痛苦着”。⑧在作家张爱玲的眼里，一场大事变也许就是为了成全白流苏的爱，她看到的也是白流苏这样的个人化命运，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视角，大事变只做了大背景，仅仅作为背景而已，日本人打响的太平洋战争在她的眼里隐去了，香港面临的危局也淡化了，她关注的只是个人命运和个人爱情起落。当然你可以批评她的作品视界狭窄。正因为张爱玲关注的视角独特，是个人化的，而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才成就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特质。这一特质，在电影导演李安所阐释的《色·戒》中，有着更淋漓尽致的表达。所思先生在《读书》上著文认为，《色戒》中“老吴在影片中作为国民党特务头目被刻意塑造，突出他的冷酷无情”，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政治的批判，因为它冷血地把人当作工具并导致最终毁灭”。所以说，影片“巧妙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⑨这一点，恰恰是女性叙事的天然本能。
常有人将王安忆和张爱玲作比较，大约因为她们同是上海这座大都会长出来的花朵吧。王安忆的作品里，你能强烈地感到她渗进这座城市每个毛孔的力量。某个角落一张发黄的海报，亭子间上的一场争吵，街里巷间的一个流言，都在她的小说空间里生长出来。所以，在她的作品里，你可以观看到城市的最细处，最深处，人物心理的隐秘处。在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那样熟悉又那样的苍凉，似乎在懒散而温馨地流动，又在无意间飘过来一阵凉风，让你感到寒意。《长恨歌》里，主人公王琦瑶曾在1946年的赈灾海选上海小姐的竞争中，获得第三名，成为上海名媛。后来个人婚姻却总是阴差阳错不遂心意，她所喜欢的李主任解放前夕飞机失事而去，解放后她又不肯随着新社会潮流追赶进步，个人孤零零空落落没有落点。她的趣味，仿佛就停留在四十年代的爱丽丝公寓里，那一缕紫罗兰型香水，一直飘忽在眼前。王安忆写她与康明逊之间的爱恋，彼此都有着心思，康明逊呢，只想成其所好，而不愿承担婚姻之重的，两人一问一答“就像是捉迷藏，捉的只是一门心思地去捉，藏的却有两重心，又是怕捉，又是怕不来捉，于是又要逃又要招惹的，有时大家都在的时候，他们的问答便像双关语的游戏，面上一层意思，里头一层意思。这是在人多的地方捉迷藏，之间要有默契，特别的了解，才可一捉一藏地周旋”。⑩这是女人喜欢的游戏，也是女人擅长的游戏，更是女性作家最为熟悉的写作区域。城市里的夜晚，你仿佛感到它藏着无数秘密，无数不为人知的幸福或者痛楚，“在这些混沌的夜晚里，人心都是明一半，晦一半的”。这是都市的晦暗，是在明亮的灯火辉煌下的晦暗。就像是王琦瑶的另一追求者程先生，当他们俩终于各自感到了无望时，程先生就一门心思搞他的摄影，搞他的人物艺术照。后来，“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往来，同王琦瑶、蒋丽莉也不通信息。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更是一个谜。他们独来独往，他们的居处就像是一个大蚌壳，不知道里面养育着什么样的软体生物”。{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