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创作主题的多元化。一谈到主题，便首先要涉及观念。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最熟悉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观，但就是这种文学观也一直在不断地遭遇反叛和调整。如先锋作家对此就是一次反叛，后现代也是一次反叛，而新写实主义则只是一种微调。老子曰：“道者，反之动”。意思是说，只有颠覆已有传统，才能有新的发展，否则，便只有停滞不前。这个规律对于哲学和艺术来讲是最为适应的。数年前，作家阎连科出版了长篇小说《受活》，他在后记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无情地鞭笞与讨伐，后来，他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一观念进行了阐述。作家提出，文学的真实性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而并非简单地按政治意图来图解的表象。应该说，这一转变对作家阎连科本身来说，是一次非常可贵的脱变，而且这一脱变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文学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也是一次警醒。实际上，这种对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早在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那里就已经被抛弃了。阎连科的这一提法并不新鲜，问题是对于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和没有接受过现代派艺术熏陶的作家们来说，它仍然是一次棒喝。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将会深刻地影响此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而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转型时期是最能发挥其批判社会、揭示社会存在之矛盾、探讨人类信仰价值的作用，所以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将仍然是文学创作中的主力军。
反叛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家们最饱满的精神，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反叛者的艺术实验运动渐行渐远，渐走渐理性。王尧在对当代作家进行考察后说：“必须承认，以这批作家为中心，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拥有了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且是非常执著的立场，这一点可以由韩少功、李锐、张炜90年代以来的著述看出。当代作家重返自身，重视本土经验，重视自身的传统，80年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性’话语激发下生长起来的种种文化想象开始落实到‘中国问题’上来。”⑤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作家受政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创作主题已经真正地趋于多元。在当下，既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而写作的作家，如陈忠实、张炜、李锐、莫言，又有揭示当下中国人生存困境的作家，如闫连科、杨显惠、铁凝等；既有历史主题的创作者，如苏童、叶兆言、二月河等，又有打破当下禁区的创作者，如《历史的天空》的作者徐贵祥，《亮剑》的作者都梁；既有青春派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的作秀，又有美女派作家铁凝、虹影等的转型；既有向玄幻类主题转变的作家张小娴等，又有向婚姻家庭伦理探索的作家，如池莉、王海鸰等；既有写下层社会人物的作家贾平凹、罗伟章，又有写高层腐败的阎真、周梅森、陆天明等，数不胜数，各呈风流。
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另一个创作主题的出现，即以生态精神为主题的生态文学。生态问题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关注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末和新时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问题。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重视，还直接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人类与自然和一切生命之间似乎正在重新确立新的伦理关系，它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思想大爆炸。马丽华的系列散文在九十年代不仅引起了整个中国文坛的关注，而且引起了整个世界的瞩目。西藏热有她的一份功劳。与西藏政治主题和文化主题有异，马丽华告知我们的是西藏的生态。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又一次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青藏高原正在恶化的生态。直到《狼图腾》的出现，文坛才惊醒，生态为主题的文学已经不自觉地诞生，崛起，并且让我们疼痛。表面上，生态文学只是写的生态的被破坏，但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文明已经彻底走向了负面，应该检讨了。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创作现象，我们应该重视。
再谈谈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刘震云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我自己非要转型，是从事作者这个职业的要求必须你要转型。作者跟这个职业恰恰相反，你下一步作品要写什么？要写得不一样，你不能下一步写的作品说的话都是废话。所以就要求作者要转型，另外你要有意的转型，否则这个转型肯定是失败的。创作走到这么一个阶段，内在创作的要求，要求我要转型。当然像我来讲《一地鸡毛》算是一次，《温故一九四二》算是一次，《手机》算是一次，《我叫刘跃进》又算是一次转型。因路的不同而转型，在同一条路上你不断的玩花样，那是没用的。”⑥刘震云的心声无疑是所有作家（那些自觉的作家）都面临的创作轨迹。问题是，在新时期，当代作家都在向哪些题材转变呢？
考察的中心依然是社会，社会问题最多的地方，也必然是作家们最着力表现和挖掘的地方。新时期以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若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自然是文化转型后道德的转型最为显要，尤其是婚姻家庭伦理与道德，于是，对这一题材更为深刻的探掘便开始了。在当下，对这一主题的开掘已经趋向心理学。如《不要跟陌生人说讲》便是一部大家都熟悉的作品。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和更多的以婚姻为主题的作品都在当下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它说明人们需要这方面的作品。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目前最大的最现实的问题有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住房问题。这虽然是政治主题，但它涉及到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家创作不一定非得跟着政治导向走，而是要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问题有很多作家都在写，刚开始时都限于表面的穷困问题，可是，后来的作家便侧重于揭示农民工的精神问题。如贾平凹的《高兴》写的就是一个农民工的精神历程。这些题材的作品肯定是当下热门的主题。
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来看，多种文化的交融、碰撞是这个社会文化中最为敏感的主题，而这一题村的作品也将成为作家丰收的园地。目前，这一方面的作品也已很多。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写的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水乳大地》写的是藏传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文化对话题材的作品不仅会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而且更容易走向国际社会。
从中国民生的深层文化来讲，民俗文化，特别是过去有所禁忌的民俗文化将成为作家开拓的题村之一。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写了中国民间被禁忌的一些民俗，在小说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小说。
四、向新型媒体转移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网络和影视媒体对文学的冲击越来越大，很多作家已经从过去的传统纸媒体渐渐向新型媒体过渡。过去，作家对影视创作不屑一顾，现在，凡是作家大都希望“触电”，以扩大读者群。王朔、海岩之后，苏童、邹静之、杨争光等一大批作家都投身于影视创作中。网络盛行后，几乎只要能上网的作家和草根写手都有自己的博客，都在不间断地写作。这种写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家非常重视自己的网络阵地，它成为一个私人媒体，可以在上面发布自己和别人的任何信息，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性。这对作家非常有吸引力。二是其互动性。一个作家原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往往不知道它的真实反应，但现在马上就会有读者来谈感受，或赞扬，或批评。这些声音不管它的品味如何，极具真实性。这两个特点将作家们吸引住了。很多作家已经不再向纸媒体投稿，而专心地开始写博客，只等某一天直接出版博客书。
这一动向是深刻的。它说明作家已经开始真正地面向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诗歌界和先锋派小说界存在几种倾向：一是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走向世界，但中国的读者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作家和诗人都曾抱怨过读者；二是为文学史写作，即遵从文学规律进行创作，也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这种观念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盛行；三是固守传统的纸媒体，对新型的艺术媒体抱排斥态度；四是墨守陈规一些所谓的纯文学理念，却对俗文学中的营养拒不吸收，等等。虽然它也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但对整个文学创作潮流来说，是一种停滞。文学从口头文学到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学是一次形式上的飞跃，从甲骨文等形式的刻字文学再到帛书、汉简，又是一次形式上的革命，造纸和印刷术发明后，文学倾刻间长上了翅膀，一夜间可以飞遍千家万户，上个世纪出现的影视媒体直到现在才发挥出其强大的媒体力量，而电脑和网络的产生可以说又是一次文学的革命。网络媒体几乎能将口头文学、纸上文学和影视文学统统纳入旗下，应有尽有，不一而足。８０后写手现象可以说是最先掌握和利用这一优势的，近一两年来８０后文学对整个文坛的冲击直接预示了文学的新纪元。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王尧，《文化转型中的重新出发——与当代作家对话之后的反思》，选自林建法主编的《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②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③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④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⑤王尧，《文化转型中的重新出发——与当代作家对话之后的反思》，选自林建法主编的《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350页。
⑥新华网重庆频道，《转型是作家这个职业的要求》，2007年11月17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ｘｈｂｂ／2007－11／17／ｃｏｎｔｅｎｔ＿11697069．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