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深层转型，作家们面临着十分艰难的转型。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指点江山式的文化英雄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普遍感到尴尬与压力。作家与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一样，已经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相反，作家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一样，与日俱下。然而，另两类作家却风云突起，尽占风流。一类是青春期作家，其中包括80后作家；另一类是以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为代表的文化写作者。前者为我们预示，文学的追随者仍然是青少年，而且那个被我们崇拜的经典阅读时代已经远去，代之而来的是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流行文学时代；后者则直接明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真正的文化时代，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同时，由于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广泛利用，使写作不再是一个少数人操持的时代，而是一个人人可以为之的大时代。传统的作家被淹没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中，彻底迷失了。在这个时候，一系列固有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文学何为？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在今天如何存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要回答这些问题是艰难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转型使一切价值游移不定，任何问题的回答都会显得摇摆不定，莫衷一是；另一方面是作家们在艰难地选择与转型，他们也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就连研究者也有些恍惚，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说的那样：“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①但是，假若我们不是站在原点看问题，而是站在未来的视野上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中来审视当下作家可能发生的转变，就一目了然了。总体来讲，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转变有三个大的方向：
　　
　　一、社会角色与身份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扶持作家的创作，使文学创作为国家发展而服务，国家不仅从政府的角度为作家协会派去指导创作的官员，而且拔专款成立了专业作家队伍。凡是在其它行业内从事业余创作有所成就的作家都会立即进入专业创作的队伍。当时的作家只分为两类：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专业作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久而久之，这成了中国作家的体制。在这种体制内，作家成了单一的创作者，很少再具有其它社会角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内，中国的作家是众多行业中最为耀眼的明星，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也习惯了这种单一的角色。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市场经济以后，在出版业、新闻业和文化事业单位慢慢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作家们开始失落了。一部分下了海，一部分慢慢脱离了专业作家岗位，向其它岗位转移。这只是前奏。到了新世纪时，由于出版业和新闻业的活跃，作家开始分为四部分：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松散式地管理，这里面包括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专业作家仍然是主力军，国家对其在社会地位和薪水等各方面都有政策支持。第二部分是由各级出版社和一些民间出版商甚至新闻媒体因商业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一批作家，这些作家不仅包括专业作家，还包括很多业余作家。他们是目前最耀眼的明星作家。如80后作家，如易中天、于丹、余秋雨等文化写作者，如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声名卓著者。第三部分是在网络上活跃的草根作家。这部分作家里面有曾经风流但后来红颜失尽、落寞寡欢的专业作家，而更多的则是有文学梦想的草根写作者。他们活跃在每一个角落，时刻都可能成为声名鹊起的知名作家。最后一部分是包括文学评论家在内的一批作家，他们栖身于大学和科研院所，衣食无忧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和进行文学批评。这些人里面还包括那些在读的文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们。这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在近年来已经起着巨大的作用，一股知识分子写作的风气正是在这里掀起的。
　　假使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第一部分作家事实上是弱势群体。除了那些大红大紫的专业作家外，更多的专业作家在官员（实际上只是一个待遇）与文人之间艰难地行走，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远不如大学教授。正是因为如此，一大批知名作家才纷纷转向大学，如马原、梁晓声、红柯、杨争光等。从这种转型来看，中国的作家都在急切地寻找社会转型，即重新确定自己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
　　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转型是作家可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如三四十年代的鲁迅、林玉堂、沈从文等，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作家。他们对自己角色也不单纯定位为作家，而是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文化工作者，所以他们直面社会，直呈社会弊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如马尔克斯，其年轻时始终是一个奔波于整个北美洲的新闻工作者。正是因为这些人与社会的广泛接触，才使得他们对社会有深层把握。而独在中国出现的专业作家则一直在斗室里工作，缺乏在社会中的历练和体悟，又怎么可能写出真正让社会感动并认可的大作品呢？关于这一转型，近年来在很多报纸上都有论述。成功的作家如毕淑敏，她将自己的作家身份与心理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再如梁晓声，他将自己的创作和一个社会工作者以及大学教授的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写出了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再如马原、格非等。
　　深刻一些讲，要进行这样一次转型，其实还是一个作家写作动机的转型。他还是得完成“为什么写作”、“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写给谁”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福克纳在他获得诺奖的受奖演说中写道：“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人类的不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紧接着他又说，“诗人的特殊光荣就在于他能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②诺奖获得者拉格维斯也说：“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③海明威说得更彻底：“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因为实际事物可以观察得很糟糕；但是当一位优秀作家创作的时候，他有时间，有活动的天地，可以写得绝对真实。”④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所告诉我们的不外乎是：一个作家，无论他是专业和还是业余的，只要他是一个作家，且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那么，他就应该思考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他就不应该是一个对人类处境漠不关心的人。
　　事实上，当我们对文学史进行仔细地观察，就会轻易地发现，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一转过去纯艺术的写作，而把笔触纷纷转向社会，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他们用文学的笔为时代开道，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他自己，还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心声，当然，他们并不是我们当下一些作家所认为的为政治而写作者。他们代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某一个团体，而是人类的良心，是复苏的人性，是人类的理想和正面价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面临“性革命”时期，都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它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阶段，最重要的是文化生活的变革，在这几个时期，产生了很多“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小说艺术探讨了人们所面临的人性困惑、伦理矛盾和信仰危机，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也成为不朽的名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即“诸子百家”之后真正的文化转型的大时代，产生了鲁迅、胡适、郁达夫等一大批作家，他们都是因写中国传统文化裂变下中国人生存困境和人性中的“问题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也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问题小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是最为深刻的一次，从深层次上讲，这是一次向世界文化转型的时期，再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中的浅层次转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几乎可以说，二战以后西方人所面临的信仰困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都一一面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作家所面临的时代。这一社会特征可以说给作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代或者不远的将来，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将催生出一大批伟大的作家。这种转型要求作家重新树立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神圣使命，从自我的小圈子挣脱出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们所面临的苦难，重新扛起从肩上卸下的重任。尤其在这个物质时期，作家们应该扛起精神的大旗，为人类存在和信仰而战。

　　二、创作风格和审美的转向
　　
　　首先是乡村题材小说向都市题材小说转变，诗意化的写作向欲望化转变。这也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先生在2007年兰州某高校作报告时谈到的一个观点。海德格尔说：“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其深意是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被人类自以为是的商品文明破坏了，生态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如是种种并没有改变大批中国人向都市涌进的局面，也没能改变作家的创作趋向。新世纪以来，以写农民工为主的底层写作不仅受到文坛的热切关注，而且以城市为中心。乡土与城市，分别代表了农耕文化与商品文化。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赋予农耕文化诗意的、恒定的、中庸的、向内的、和平的特点，而商品文化则代表了变化的、无常的、法则的、向外的、掠夺的、欲望的特点。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意味着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农耕文化在整体性地向商品文化过渡。很多作家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转变，自觉地把笔触投向这种社会运动中。
　　在这种欲望化写作中，与都市文化相一致的是青春写作，因为这些青春的祭地往往是都市。自从80后出现后，网络也随之打开了，于是，一场青春写作的角逐上演了。事实上，早在70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70后多为“身体写作”、“美女作家”和“下半身写作”，80后是徒有虚名。若仔细去读70后和80后关于欲望化的青春写作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80后实际上在这方面其实是节制的，80后饱尝了精神空虚后的痛苦，所以其写作往往趋于精神。如70后“身体写作”的代表卫慧、棉棉、安妮宝贝和80后青春写作的代表春树相比，前者更为肆意、疯狂。
　　其次是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变。这是信仰危机时期人们向日常轮回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永恒之价值、生活之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碎的毫无关联的日常现象中解构传统的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观的一种突围。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萨特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艺术史学家赫舍尔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作家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前不久上演的电视剧《奋斗》是70后作家石康对80后日常生活的一种叙事，叙事中的主人公们先是在欲望化了的日常生活中茫然，流失，伤痕累累，还有些不思悔改，但最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了自身的意义、价值，尤其是主人公陆涛在最后的一些宣言式的告白中，我们获知，他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价值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人想要的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获得爱情、亲情、友情及其它，与平凡人无关的一切他都放弃了。
　　最后是在向世界学习的同时，向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回归。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写作中的参照系已经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甚至也不是现代派作家，而是世界文学。先锋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视域下诞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文化上的交流更为深刻。与八十年代相比，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多是其民主、科学、制度等表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更感兴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已趋本质。余华、莫言等中国作家也不断地出使西方，走出去学习西方，并与西方交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外力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对本土文化也越来越重视，开始了一场向中国文化回归的暗潮。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叙事精神也越来越受到本土作家的继承。陈忠实的《白鹿原》扎扎实实写的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张炜、李锐近年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向农耕文化靠近。就是先锋派作家格非也在向《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学习，自视《人面桃花》是向中国传统叙事精神的一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