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异乡者”书写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前此的乡土小说多是以乡下“本土”上发生的故事为“本事”，或者以浪漫的姿态表达对乡土依恋的“根性”，或者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暗的批判，那些出入于乡土、落脚于城市的“乡下人”在精神气质上属于现代文明、常常是以乡土作为精神还乡地的知识者，所以乡土小说所传达的风情、风俗和风景是较为纯粹的乡土气息；而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注重的是投生于城市角角落落的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对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适时地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工业化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当下阎连科、王安忆、铁凝、刘震云、刘庆邦、方方、孙惠芬、魏薇、墨白、尤凤伟、荆永鸣、吴玄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把进城农民作为描述对象，丰富了新世纪文学的表现空间和精神蕴藉，但总体上，此类创作还需要更为坚实的现代理念和审美情感的支撑。
乡土作家伦理处境的两歧性是目前“城市异乡者”书写一个突出问题。无庸置疑，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存在着极大的误区，它没有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也没有为农村人尊严地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豁蒙以及经济保障，造成了“城”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而现代文明所暴露的弊端又使作家主体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性为“恶”、把乡土文明定性为“善”，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到个人精神追寻和理性维度上又对“现代”持有好感，以城市为参照声讨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差别正说明了这一心理矛盾，这种伦理的两歧性已经严重僵化了乡土小说家思想探寻的广度和深度，对底层或维护或批判、非此即彼式的套路隔膜了知识分子对真实民间的表述，内在精神的紧张、抵触和割裂也疏淡了对于民族性的深入开掘，恐怕这其中就有作家“乡土经验”片面的因素。
在现代“文学体系”的构建中，文学的社会属性、作家成分、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语言模式和传播方式等所有要素整体性、根本性的转换才意味着文学现代转型目标的实现，这里边历史观的问题不可忽略。“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①其中，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坛的渗透使大量乡土小说以文化守成为意旨，表达对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模态的顾恋。在一个价值失序、大众文化独擅胜场的时代，重回传统自然蕴涵着重建文化秩序的热望，有其积极的一面。张炜在《刺猬歌》中重塑了野性充溢的风情野地，并把野地风情与现代发展二元对立提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非人的、堕落的一面，“在大垒里做工的都是村里的穷人、外地的童工，他们什么劳动保障都没有，工资低到了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紫烟大垒是咱老百姓的血汗拌水泥、白骨当砖头砌起来的”②。乡下人渴望经过打拚实现身份的转换，“融入城市”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也常常换来的是歧视、辛酸和痛苦，甚至最终一切落空，如范小青的《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和墨白的《事实真相》（《花城》1999年第6期），其中的人物怀着对生命的真诚进入城市寻找乐园，而个人生存就是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世仇，它把你逼进命运的错误之境，你永远没有足够的余裕和智慧揭开事实真相，找到幕后元凶，所以城市乐园是这些异乡人找不到安全感的“外景地”，无措中生命本体只能充满恐惧和分裂。而反过来说，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是由“移民”为发端的，从晚清起一批批青年就被抛出传统轨道卷入都市洪流，这一变迁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其间也充满了悖论。我们值得思考“为什么异乡人饱经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却死守在城市”？因为像《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慧芬，《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和《蒙娜丽莎的笑》（邓建华，《收获》2002年第2期）中的乡下妹妹做了“小姐”回乡就无法重拾尊严？或如吴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的方圆，她苦留城市仅仅是因为“自贱”吗？或者是乡下人都变得“像城市人一样爱浮华爱享受”？大概这些都只是表象，而不是答案。
城市文明以巨大磁力吸引着来自乡野的农民执著地留在城市，在他们以血肉之躯支撑起中国现代性繁荣的同时，也分享了乡土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健康的一面。在乡下人进城的主题内涵中其实就包含着乡下人眼中“农村异化”的倾向，“乡村”在这代人心中不再是文学家心中的那个“精神故园”，也不是海德格尔那个“诗意的栖居地”，而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发廊》说得很明白：“我的老家西地”，“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它“什么资源都没有，除了出卖身体，还有什么可卖”？他们说：“我们这些来到城市的异乡人，生来就想抛弃身边的东西，生来就对哪怕是隔壁的村子充满了向往。”③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转移，分化与流动中以实现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为根本内容；“城市化”以其特有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同时也铸炼出城市生活特有的现代性质素，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过程，也是心灵秩序的重整与社会规范整合的过程；城市化窒息了传统人伦机制，所催生的新型伦理建构将激发人们做出具有契约理性特征的行为选择，新的城市生活以其特有方式涤荡着农民身上所积累的传统因子，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诀别形成新的现代思维——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传统“美”的沦丧和现代“恶”的增殖，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从痛苦和挣扎中走出浑沌和落后。正因如此，我们这里也需要指出，文学作为对人类文化生存境遇的内在机理进行寻绎的学科，不能只是仅仅追随历史进化的线性法则，它在前瞻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殷殷回首，拣拾那些在过于激烈的历史功利目的下沦落或丢失的人文关怀意识来作为当下的强调，以人道主义的悲悯姿态让传统中古朴、谨严的文化品格留驻，以利于保持生命存在的庄严和文化模式的康健。④时代是复杂的、充满悖论的，“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是社会转型导致现实碎片化而引起的后果，但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历史意识是不能与现实一起碎片化的”⑤，当下乡土小说重复雷同、单调滑行的叙述模式不足以担承起对转型期复杂性、悖论性的有效揭示。
乡土小说思想性的单薄还来自文化语境中精英意识的消隐。对“城市异乡者”在城乡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流浪的描述在现实意义上正显示着小说家与历史同构的努力，这扩张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内蕴着作家对现实热点的清醒、敏感和责任意识以及化除的愿望，这一点自然可贵。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悲悯历来就是文学高贵本质的体现，现实中的“底层”如何追求公平与正义、如何声张受挫的心灵和体现生命价值是这个时代的艰难命题。不过，虽然有不同主体叙事显示着不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决断以及伦理精神，但对传统乡土的同情述说成为一种模式，“城市的精神主体性始终受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和排拒”⑥，并不代表富有理性的建设意识的生成。
毫无疑问，对移民潮的描述重新唤起了曾经淹没在“伪现实主义”之中的批判精神，它一定程度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使文坛重起一股生气。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现实主义与中国乡土小说有着宿命的结合，从五四“为人生”的乡土小说派，到“左翼”革命文学，再到1930－4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和政令化，到“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典律范式，以至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深刻“伦理化”了，它对文学生机的遏制不言而喻。所以在谈到《受活》时，阎连科说到：“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总是被‘现实主义’的旗帜任意覆盖，这使乡土中国获得了一种高昂的形象，同时也被规定了一种本质与存在情态。现实主义的笔法已经洗劫了乡土中国的每一寸土地。”⑦其实，无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应该模式化、伦理化。以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表现“受苦人的绝境”，《受活》就不单有其文本实验的重要意义，它对权力意志的批判和反讽无疑是可贵的。当然《受活》最后让受活村的人回归传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逃遁，正表达了作家在城市化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在美学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