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感孤独的残雪曾嬉笑怒骂过自己的同行，对那些后劲不足、勉为其难地拼凑“中国故事”的同行们不以为然。事实上残雪并非孤独者，不少当代作家对现代性的观照已成为一种创作上的自觉。诸如艾伟的文体历险，陈昌平的向大师的致敬（他的《假币》甚至有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的些微痕迹），戴舫的有意味的形式等等。即使是残雪一再批评的王安忆，也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孑孓独行。
艾伟的小说《油菜花开》用五个小故事，一口气为我们讲述了五个“疯子”，分别有关力量、悲伤、沉浸、怨恨和危险，这其中暗含着一个统一的线索，一个渐进的病变过程。从生理的、亲情的、恋情的，一直到环境的危险，最终是“正常世界”制造出了自己的对立面。正如作家自己在作品中所说，“这些得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这世上最纯正的人，是一些孩子，他们在这世界庄严的秩序前面迷失了方向。现实是如此坚硬，他们黯然退场，把自己关入一个黑暗的个人天地。”整篇小说既有人性内在的深度，又有广泛的隐喻性，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那不断出现的灿烂无比的油菜花，使整个氛围浑然一体，就仿佛凡高笔下的麦田，整个调子眩晕而又不祥。艾伟的另一篇小说《小偷》似乎是继承了80年代末期先锋小说的余韵，继续做着形式的探索和叙述的实验，它一方面是发散的，同时又被内在的特定意味整合在一起，恰好映照了现代人互相孤立、隔绝的精神状况。韩少功的《末日》则像一个荒诞的寓言，把个体无情地投入有关世界末日的惴想中，人性的丑恶、猥琐与贪婪因此映现出来。由此似乎可以推想，“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小说因此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其现代意义不言自明。王安忆的《厨房》似乎是从头到脚泡在了氤氲着历史感的记忆的河流之中。它没有小说惯有的主题和风貌，有的是被历史感深刻改写的记忆，而这历史感不是来自于阅历或者事件，也不仅仅来自于时间，而是来自于浓郁的主观性，可以说是一种强烈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因此它的故事没有过程、没有细节，人物没有性格、没有背景，有的是事物、人物不同的质地、轮廓和感受，而这一切是否准确又无从考证，准确原本也不是这篇小说要传达的信息。它是一条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与阴影中缓慢流淌，走走停停的记忆之流，而厨房不过是包裹着记忆的壳子，小说真正的支点是记忆，记忆是小说的真正主题，可以说这篇小说是王安忆展示自己书写记忆之非凡能力的杰作。
在当下生活的离散性不断加剧、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整体把握越来越困难的状况下，如果忽视现代意识，忽视先锋的冒险精神，而是集体转向一种安全性写作，一种精致写作的话，就不仅仅是创作意识的缺失问题，更是一种道德想象力的匮乏。作家作为时代最敏锐的触角和良心，要求他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安全起见，更不能停止对“革命性风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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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作为一种原创、断裂、冒险和批判的精神，它是艺术活力的源头，但还不是艺术的全部。在现代派的鼻祖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也只是一种“过渡、短暂和偶然”，它只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⑨那永恒不变之物到底是什么？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是诗，是存在。
从形式的意义上而言，短篇小说大概是最接近诗的。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诗人的特质：节奏感、形式感和爆发力。好的短篇小说能够经得起重读，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⑩；从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艺术境界上而言，伟大的短篇又具有某种经典性和永恒性，这正是波德莱尔所言的“艺术的另一半”。若仅仅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先锋探索”，仅仅关注“手艺”上的事情，对“境界”、“思想”、“诗意”、“存在”等等视而不见，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误解和屈就，是一种精神惰性。要知道，正是思想的轻重、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小说家仅仅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还是一个“人类精神的探险者”。
就当今的短篇小说创作而言，一些作品不仅仅有精妙的叙事，而且充分利用了文字的力量去激活人们日益被规训的想象力和感受力，通过建构实存来强调空缺，通过想象完美来表达巨大的残损，以“空白”和“裂隙”完成了视觉艺术所无法抵达的艺术境界，为意义提供了更为精当的形式载体。作品中的想象力不是作为弥补经验不足的工具被滥用，而是作为处理经验难度、挣脱浮泛世象窠臼的窄门，最终求得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和更富有意味的、丰满的精神境界。这一努力使短篇小说的阅读变得富有难度却令人身心愉悦。然而就诗意与存在的高度而言，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实在难以沾沾自喜。其缺憾与可供成长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作家缺乏对于人的实存状态的考量，对于时代精神状况的清晰把握，这直接导致了小说境界的矮化。小说家王安忆曾说，“小说走完现实的一段，再向前去，就走进诗里去了。所以，我们倘若把小说做好，就必要把小说做成诗。”{11}王安忆是在强调小说的彼岸，即“人的神岸”层面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小说一定具有世俗性和神性这两重世界，没有超拔就没有小说的诗性。而这超拔来自哪里呢？答案只能到人的存在层面去寻觅。在想象现实的背后，需要提升的是写作者的境界。作家在想象中虚构了事实，并且按照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形成了新的配置，这一虚构的过程就是作家境界彰显的过程，当小说完成后，小说境界高下立现。即便是小题材，也能够反映大时代，也可以具有穿透力、精神的指向性和灵魂的重量，就因为这个道理。
这一尺规在当代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正在经历着西方100多年前所经历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同时又有“全球化”和“传统积淀”的缠绕纠葛。在当代社会迅猛变化、日新月异的背后，人所承受的异己力量、孤独感正在加强。新世界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甚至无法消化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却无法提供使人获得尊严和价值的可能。作家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美丽新世界”，决定了作品的精神质量。被世纪初的异化力量所包围和浸润着的卡夫卡不断追问的是：“在一个外部决断已经变得如此不可抗拒，以致内心冲动已经无足轻重的世界上，人还剩下什么可能性？”{12}他对人的存在的不可解的追问与探险正是源于他对雾一般包围着他的诸般世象的沮丧与绝望，他的小说世界仿佛一个“内心的地狱”，在那里，自我与世界呈现一种悖论式的关系——等级、秩序、机器、文件的产生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但人的自由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无情的挤压。他以短篇小说的形式照彻那仿如隔世的荒谬。作家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决定了小说对于人的存在状况的理解。米兰·昆德拉对于生活的理解是“陷阱”——“我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我们从未选择的躯壳里，并且命定要死”，{13}人的恐惧、人的注定无法逃避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此意义上，小说家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关于存在的探险家”。
对于现代小说的兴起，斯宾格勒曾言，在二十世纪初，“维护生活完整性的任务开始由社会转交给了个人——转交给对生活中的事物具有独特看法的个人，他体现了某种秘密的本质，只有这种本质才使世界具有合理性。”{14}小说家正是这些被委以重任的“个人”，他们须具有超拔的哲思视景、深厚的生存体验、广阔的历史深情，以及冒险的原创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为离散的现世关怀注入大精神，开拓大境界。
林霆天津师范大学
注释
①（英）齐格蒙·鲍曼著《生活在碎片之中》，Ｐ81，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
②（美）伽达默尔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Ｐ10，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③转引自（英）齐格蒙·鲍曼著《生活在碎片之中》，Ｐ28，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
④（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Ｐ56，57，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⑤（美）马歇尔·伯曼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Ｐ21，徐大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⑥（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Ｐ48，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⑦（德）尼采著《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Ｐ285，谢地坤等译，漓江出版社，2007年。
⑧残雪著《残雪文学观》，Ｐ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⑨（法）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Ｐ485，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0}赵毅衡《短篇小说正在死亡吗？》，《南方周末》，2007年1月25日。
{11}王安忆《小说如是说》，《今天》，2005年夏季号
{12}（捷）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Ｐ26，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3年。
{13}同上。
{14}（英）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Ｐ6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