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不可讳言有政治功利因素在内，但对许多学者来说，主要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整合中国当代文学的需要，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上级专门指派的，都是借文学研究之名搞“统战”工作的。

    应该承认，内地学者由于掌握资料的限制，尤其是研究态度、观念、方法的不同，引起某些香港作家、学者的非议，是很自然的。但不能由此抹杀内地学者在香港文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正如璧华所说：“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的重视，并进而注重到香港文学，看来香港文学可能停留在‘倍受冷落，无人问津’阶段”。还有人借余光中在1988年一次会上提出“是否应该要有一篇论文先界定一下‘什么是香港文学’”，便引出“连‘香港文学’的界定都不明确，还开什么研讨会”的质疑，这是很奇怪的逻辑。正因为“香港文学”无统一的界说，所以才有必要开研讨会。如果都弄清了，研讨会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对提升香港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以前，香港普遍被认为是“文学沙漠”。内地学者通过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和香港文学课的开设，有力地纠正了人们对香港文学的偏见，如认为香港没有文学，或有文学却水准极低等等。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另一特点是较为客观。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文学派别多、圈子多。香港本地的文学批评，往往带有圈子色彩，弄不好还党同伐异。内地学者一般能跳出框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评价香港作家作品。不论是哪个山头的，只要是好作品，大都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他们的研究注意到香港文学的多元性，不让一种流派独占文坛。

    内地研究香港文学，是和研究台湾文学同时起步的。可现在台湾文学研究的成果远远超过香港文学的研究。香港回归后，“香港文学”还成不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是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九七”后“香港文学”还将单独存在，不会等同于深圳的“特区文学”。“香港文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仍将存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资料搜集不易，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史料整理往往容易出错。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子，如鹭江版《香港文学史》(1997年)第299页说香港英文笔会为60年代影响最大的社团。其实该笔会当时未成立，1975年才诞生。“香港作家”1997年版《香港文学史》587页说黄维梁没有参与“香港专栏文字的生产”，其实黄氏较长时间内在《星岛日报》有“三思篇”专栏。又如175页把刘以鬯列为“因为大陆政权转移”避居香港作家之列也不确切。刘氏来港日期为1948年12月5日，当时新中国未成立，他从上海来是想把停业的怀正出版社在港恢复，得知无法恢复后则想回上海，后因一家报纸找他编副刊他才留下。二是个别人抓到什么就研究什么，缺乏从全盘考虑的观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不实现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转化，研究水平就无法提高。三是未能充分照顾到香港文学的特殊性，用内地的文学观点去套香港文学，用内地的文学标准去评判香港作家作品。如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偏爱描写下层社会苦困、暴露香港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对香港悼念鲁迅的活动大书特书即是几例。四是少部分文章有赞无弹，个别人甚至视“文学交流”为“文学交际”，这便引起部分香港作家的反感，以致在《香港作家报》上著文批评这一现象。又由于批评时面宽，便引来内地学者、海外学者的回应。这种争论，从整体来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和香港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有利的。至于什么时候才有“香港文学”及随之而来的“香港文学”的界定和判定香港作家的标准、香港文学的分期、金庸算不算文学大师、“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发展中是否起到了“领导”作用等问题，则还有待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厘清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