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内地读者唯一知道的香港作家是写蒋家王朝野史的唐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随着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和香港文学作品的出版，香港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议事日程。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最早是从得地利之便的粤闽两省开展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下列阶段：A、从作家介绍到作家作品研究。潘亚暾的《香港作家剪影》，是最早集中介绍香港作家的一本访问记。易明善和梅子(香港)合编的《刘以鬯》，是内地出版的首部研究香港作家的论文集和有关资料汇编。其中论文作者内地占的比重不少。易明善后来又出版了《刘以鬯传》，该书史料翔实，对传主作品的评价客观，是刘以鬯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后有北京桂冠工作室主创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个人撰写的有青年学者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魄——徐讦论》。此书与《刘以鬯传》不同的是重在“论”而不史，论时新见迭出，体现了青年学者生气勃勃的开创精神。B、从作品赏析到断代文学史的编写。作品赏析集中在金庸、刘以鬯、西西及诗人犁青等人身上。近年单独结集出版的有笔者的《王一桃诗百首赏析》(港版)、张厚明的《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歌鉴赏》(港版)。断代史的代表作是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此书只写到1949年为止，被称为“半部”香港文学史。此书的缺陷是政治论述过于突出，对具体作品分析太少，文学史观念显得有些老套。C、从《香港文学概观》到《香港文学史》的出版。前者由潘亚暾、汪义生合著，是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香港部分的扩充。虽不称史，其实带有史的性质。“概观”时间跨度长，从现代写到当代，是后人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是草创，留下不少缺陷，如把学生的文艺组织“文社”含义扩大，以至把香港作家组织当作“文社”，就有点离谱(新版的《香港文学史》仍沿袭了这一错误)。潘亚暾先生是最早研究香港文学的，资料比其他学者多得多，再加上他本人来自香港，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许多研究香港文学的人，都受到过他的启发。可惜他有些文章写得过于粗糙。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史，是作者治学多年的结晶，是他继《香港作家传略》、《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论述》(4人合著)后又一新奉献。该书的小说部分论述较深刻，不足之处是评判作品的标准过于狭窄，提供的原始史料较少，注释太简略。像曹聚仁这样的大家没单独设节，也是一种遗憾。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种。该书史论结合，突破了以往“史料长编”的写法。把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纳入研究范畴，也有新意。但由于是集体编写，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个别地方还前后有矛盾，有些论点也值得推敲，如说70年代以后“文坛政派分立界限的逐渐模糊乃至消除” (324页)，说“模糊”可以，“消除”则绝对化了。有人说该书是“捧”某一作家组织贬另一作家组织，这是站在某一小圈子立场上立论的，其评价并不公正。D、从文学史的编写到分类文学史的出现。分类史已出版的有笔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近50万字。该书分三编，孕育期：50至60年代；转型期：70年代；蜕变期：80至90年代前半期，书后有五种附录：《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大事记》、《香港当代文学批评书目》、《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澳门文学评论概况》等。此书有些判断下得过于匆忙，如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纯文学派别”(61页)，就不完全符合香港现代主义的实际。另方面，有些史实也有待核实，如赵聪的卒年。此外，还有何慧的《香港当代小说概论》、周文彬的《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的出版。

    正在撰写中的有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已在《香港文学》月刊发表过片断。从“片断”看，作者注意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写得扎实。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辞典，但大都附属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中，不像台湾文学研究有单独的《台湾文学辞典》出版。

    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布地点虽然遍布全国，但大本营在广东。广东学者出的论著和部分论文，曾引起某些香港学者的质疑，这集中表现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广州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但有些香港作家对广州学者的批评用词过苛，不够实事求是。如许翼心的论文体现了较好的理论素养，虽然有些概念(如“乡土文学”)的界定值得商榷。潘亚暾研究香港文学，也不像戴天讽刺的那样是在写《南柯记》。他的研究成绩是突出的。至于后来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的艾晓明的西西研究和由她编选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曾获香港作家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