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以底层叙事，关注民工苦难，发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大嫂谣》等小说赢得最初声誉的作家罗伟章，继中篇小说《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之后，在2007年推出长篇《磨尖掐尖》，讲述中国高考制度下重点中学背后的故事：高考制度实行三十年后，重点中学演变成冷漠无情、不见血腥的“杀人机器”。功利心、拜物教、商品逻辑，使小说中的重点中学成为一处又一处“名利场”。学生以无生命的“产品”被分为三流九等，置于“火箭班”、“重点班”“普通班”等分类培养、“制造”——“磨尖”。日思梦想多出“高考状元”、多上清华北大而使学校获名获利，在一场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惨烈的争夺尖子生——“掐尖”的战斗中，学校耍尽手腕，教师费尽心机，家长摆足架子，学生占尽风头。重点班主任手上的学生花名册是重要“情报”，持有之则人人自危，难逃“奸细”之嫌。结果，真正的天才被认为“精神异常”，流落街头，拾荒度日。考上名校的“尖子”，又傲慢冷漠，心理犯罪，被校方开除。普通的学生，则遭受歧视，未出校门，就深感社会等级森严、人世炎凉、生活荒诞、甚至怀抱仇视心理。在此一过程中，教师颜面丢尽，尊严尽失，与校方同谋，无形中扮演扭曲和戕害学生人性的帮凶或罪魁祸首。“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和“素质教育”岂止成为笑谈？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使我们在掩卷之余恍然大悟：近二十年学历水平的愈来愈高并未能阻止甚至可能是加快了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和精神沙漠化的速度，原来还在中学阶段，那些稚嫩的苗子已被“功利化”改造，一朝步入社会，情何以堪？这也使何大草在《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群中学生骚动、迷惘、暴烈、放纵和叛逆的精神状态有了一种现实的解释。《磨尖掐尖》对重点中学弊端的袒露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使我多次不忍往下阅读。
　　终于谈到了道德沦丧，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当然，这是由阿来、麦家、何大草和罗伟章们长篇小说的边缘书写引发出来的。“边缘”的力量在这里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现代性反思，是时至今日阿来《空山》的总主题。这也使阿来在舒缓的叙述节奏中，露出锋利的刀刃，从边缘切入人类中心，与一个人类死结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遭遇：崇尚进步的现代性，是否正在使我们大踏步地后退？我们在嫦娥登月即将进入太空得到表面的轰轰烈烈、耀眼辉煌和春花秋月后，是否正在丧失脚下的根基？人类是否在追求“无限的进步”中走向一条终结的道路？我曾经在几年前全国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说，那些正在从原始森林走出来进入现代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民族，诸如鄂伦春等最易感到“现代”给他们的肌肤和内心带来的尖锐刺痛，他们如此这般的文学和诗学，是我们审理今天人类症候的宝贵财富。记得就在那次会上，阿来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拖拉机、打米机、洗衣机的进入，边远的藏区已经开始和外界过起共同的生活，它的文化意义正在丧失。说到这里，阿来环视四周，怅然若失。《空山》第一卷，伴随汽车开进机村，外乡人、私生子格拉的灵魂，在谎言的包围和冷漠的敌视中随风飘散。时到如今，还没有人对其中的深意做出恰如其分的解说。不是阿来，也难以在朴素瑰丽的文字中做出如此深入的思考；不是阿来，我也不能说出：阿来实际在反思“民族主义”的文化后果。接下来的“天火”，以森林之火象喻人内心的大火。阿来在这里实际反思的是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性题中要义，被“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的“激进主义”。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就如人类的缩影——机村一样，是毁灭性的。正是在“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互作用下，在《空山》第二卷中，机村最后迎来的是《荒芜》，是绿色家园、生存空间的彻底丧失。“现代性”的豪迈征程，在一派“谎言”之中，将机村逐渐“抽空”，变成一座废墟。《空山》的寓意正在这里。
　　“边缘”的巨大力量，在罗伟章那里体现为“制度文化批判”。当一种制度，无论它看起来如何正当，怎样合法，一旦与资本逻辑、商品伦理、市侩习气、货币鬼魅相勾结，就会违背初衷，走向公平、正义和真理的反面。阿来在《空山》中已然暗示，在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面前，无人幸免。罗伟章的《磨尖掐尖》具体到高考制度，人为制度而存在，人被制度所塑造，人——学生、老师、家长为制度所宰割，成为这种制度文化的奴婢和牺牲品，更有甚者成为冤魂。庄严的人在冷漠的制度面前凄怆地倒下。还有什么样的悲剧比之来得疼痛和深刻？所以，有理由说，《磨尖掐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从制度文化批判的角度参与了现代性反思。
　　对于何大草、麦家的上述长篇，“边缘”的威力来自于“人性发现”的光芒。何大草和麦家似乎对镜子的前面不感兴趣（当然有时也会注意到镜子的两端），他们更愿意钻到镜子的后面，给我们提供狰狞恐怖的另一种景观：与原初的生命意志纠结在一起的非凡的人性景观。所以才有了何大草《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些中学生人性的畸变：畸形的暴力、恋爱和性欲，直接进入“磨尖掐尖”的“阴面”，而把“阳面”留给了罗伟章们。正是靠着这张“左脸”，麦家和何大草独步当今文坛。他们对“战争”有着共同的爱好。“战争”是他们多数长篇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他们想像的出发点和施展才华的阵地。何大草《盲春秋》的战争在古代，但穿越历史的眼光却在当代。当崇祯皇帝无计可施的时候，快马传来李自成的手书，希望面见一次，共商“天下”大计。商讨的结果是皇帝对“禅让”一事毫无兴趣。这个故事显然超出历史“真实”，但里面却蕴藏了丰富的人性况味和现代意识。麦家“解密三部曲”的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制造密码，战争依赖密码；天才破译密码，密码折磨天才。天才隔着一层神秘的幕布——密码，参与残酷的战争，从而彰显出与战场中作战者不一样的人性。这种彰显即是发现，这种人性发现，即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的人类战争的历史。
　　就这样，立于“边缘”，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在“现代性反思”、“制度文化批判”和“人性发现”中证实了文学力量的伟大。而这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这也集中展示了四川长篇小说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也是四川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小觑的原因。“边缘”哪来那么大的力量？边缘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是获取道义和批判目光的精神支点。是真理处身和显身的位置。要立于边缘，谈何容易？边缘在商品化、市俗化社会意味着牺牲，甚至是巨大的牺牲。边缘很难坚持，稍不留神就被收编。但我要强调的是：一当文学站立“边缘”，就可能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上述四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其实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启示我们：我们已进入精神苦难的时代：精神的人已然死去。“空山”其实是灵魂的空壳。罗伟章、何大草的《磨尖掐尖》、《刀子和刀子》等则形象地展示了一群无根漂泊的生命的苦难。麦家、何大草的历史小说，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多么的出类拔萃甚或是“超人”，一旦失去精神支撑，离开生命的根基，任一历史或生活风浪轻轻一碰，就将瞬间化为齑粉。尽管这些小说，有的写的是历史，有的描述现实的一隅，但他们提供的永远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现实、精神图景。缺失精神根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的根本。
　　然而，对上述这些作品，我还是有我的不满意：它们似乎都不愿在黑暗中给我们出示星光。这样会不会使迷失者更加迷失？是否有这样的顾虑：小说的伟大、不朽根源于某种不确定后面的无限多义性？我看这样的“多虑”大可不必。这使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给聂赫留朵夫、卡列宁安排的归宿，想起贾宝玉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生命结局，但谁会怀疑《复活》、《安娜·卡列宁娜》、《红楼梦》不是伟大的作品？抑或是压根儿不知道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尤其在这样一个一切标准都烟消云散的迷茫时刻？如果真是如此，这就回到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文学究竟拿什么来启蒙？不管最终能拿出什么，在我看来，面对精神苦难的现实，中国长篇小说、中国文学只有承担，才不辱使命，才会有可能伟大和不朽。文学是诗意地关注存在、关注精神、关注灵魂的艺术。但，是温暖的关注。温暖源自作家内心的星光。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