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俗不可耐的词语，已被巧言令色者玷污，或其内在之光被话语泡沫重重遮掩。但“边缘”的任务并未完成，“边缘”的意义在汉语文学中尚未充分彰显。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们的长篇小说，立于边缘历史、边缘现实、边缘人物，重构今天国人及人类的精神图景，再次显现“边缘”的力量。
阿来继续书写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也许是阿来的宿命，但也是阿来的光荣。继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尘埃落定”后，阿来在《空山》中以温情与锐利的笔锋伸入之后藏族的未来。阿来的过人之处，如果在《尘埃落定》中表现为书写重大历史的诗意空灵、举重若轻、大智若愚、漫不经心，在似与不似之间切中历史根脉，那么在《空山》中，阿来则越出国族作家身份与狭隘“政治”界限，以普世眼光精心打量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空山》的胜利不是人类学、民俗学、方志学意义上的。它不像有些描写少数民族的作家，往往以神奇诡异的文字，炫耀居于文化边缘的那些风俗人情、民间神话的神秘，以吸引眼球，迎合“他者”的好奇心与窥视癖，以致于使这个民族实际落入被观“看”、被书写、被建构，最终面临文化被阉割，“族性”彻底被消解的危险境地。阿来或许深深地懂得，如何去尊重、去平等地对待一个民族，如何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内部，去勘探、去发现不同情境中人类共同的遭际、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人性，从而直逼“人”本身。在这点上，阿来仿佛已浮现出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的面影。《空山》里的“机村”是人类文学版图上的另一个“马贡多”、“约克纳帕塔法”和“城堡”。若是有朝一日阿来真的成了一个“伟大作家”，这一点无疑会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在小说中不乏阿来越出正常叙述的诗人的浪漫、多情与悲愤。可是，在言说自己的民族时谁又能够完全控制得住呢？
一个与圣地“麦加”同音的作家“麦家”，在奔赴缪斯的朝圣路上默默前行二十年后，终于在新世纪的某一天，因长篇小说《暗算》的“触电”，一举成名，红遍天涯。应了经上的一句话，落地的麦子不死。但是麦家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仅是“触电”等文学以外的原因。麦家长篇小说想像和虚构的那个世界，较之《空山》更在边缘，可以说在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在某种意义上，麦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尘封多年的门，一扇通向地下天空的门，让我们突然在他文字闪过的一道亮光中，瞥见一个深不可测、黑暗无边而又异趣横生的另类空间。在这个森严可怖的世界中，一群异秉的天才——人类中的人类，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挣扎、沉沦、殊死搏斗。他们是都可以叫做容金珍的绝顶天才，隐身于一个都称为701的保密机构，毕其一生的聪明才智破解密码。他们在与空中飘浮不定若隐若现的紫密、黑密、乌密等等的“斗法”中迸发出的生命意志、生命强力可谓撼天动地。可一旦进入生活世界，他们却如此不堪一击：容金珍因妻子出于善心又出人意料的越轨行为，由病而疯，由疯而殁。他们是天才与傻瓜、坚强与脆弱的混合体。他们能破译再玄奥神奇的人为的密码，面对生活的密码却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就像那个能猜透斯蒂克芬之谜，却无法参透命运并被命运无端捉弄的俄底普斯。在《解密》、《暗算》、《风声》等长篇中，与其说麦家讲述、建构了另一个隐秘的世界，不如说麦家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了一群特殊的人、一种特殊的人性，一个由特殊人性构成的特殊的历史。米兰·昆德拉曾经信誓旦旦，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①。麦家的长篇小说恐怕是米氏说法的最好注脚。不要以为麦家真要给我们破解什么密码，其实他要破解的是人生：他探入密码的那只手，经由天才的灵魂，曲里拐弯、不动生色地伸进了人的生命本相。他惯用的“伎俩”：是把人逼到绝境，让生命的殊相自己迸发，自己开口说话。这个绝境就在生活世界、在人生和人性的边缘。
历史系出生的何大草，在上世纪“新历史小说”风起云涌后很快偃旗息鼓的90年代中期，已然写出《衣冠似雪》、《如梦令》等中篇历史小说，业已表现出书写“边缘”历史的卓然才华。他总是在“大历史”书写遗漏下的瞬间和缝隙寻找诗情，铺展想象，激扬文字。“图穷匕见”时的荆轲面对秦王，究竟在想什么？偏居江南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该当如何打发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的日子？他和她们是怎样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小说写得开阖大气，又精致细密；文本试验先锋前卫，章法有致；文字美轮美奂。2007年岁尾，他又在《十月》推出历史长篇小说《盲春秋》，述说大明王朝崩溃瞬间的历史故事。面临李自成大军压境，江山社稷摇摇欲坠的崇祯皇帝，在难见一线希望之光的最后时日，他都在干些什么？国破家亡的时刻，他是自杀？他杀？还是杳然隐遁于某个神秘的去所？如此疑窦丛生的历史，却让一个在大火中烧得面目全非、双目失明、身份暧昧不清，仅凭听觉和触觉打发生命的老妪，对清代著名史学家计六奇讲述。这部由计六奇记录的“口述历史”文本，又被传道士带出帝国，流落欧美，作“跨文明”旅行，经多国漫游、多人之手，多种语言译，卒不可读，几成天书。在历尽辗转，饱经沧桑的几个世纪后，由另一个叙述者——与何大草有着相同出身的作家整理，或称“当代翻译”才得问世。如此“春秋”，不“盲”才怪？何大草的用心并不如前新历史小说颠覆大历史那样来得简单。这部从孕育、构思、写作到成书长达十余载的小说，经作者精心撰构，日夜摸挲，坚实精美。其中的主要人物，鲜活丰满，性格特异。巧妙的“互文本”艺术，穿梭于虚实真假的历史时空，使小说仿佛交响乐演奏、多声部发音，意义繁复流动，生气充盈，不同读者，想必各有会心、各得其所。如此小说，当以“大智慧”称之。阅读这篇文字，一种苍茫悲凉的氛围，漫上身来，挥之更甚，犹如伫立广漠之上，抑或易水河边，有秋风乍起，长发飘飞，无边落叶萧萧而下、漫天而来。大厦将倾，谁之奈何？无限喟叹，夺胸而出，小说写尽人世与人性的沧桑与悲凉。末代皇帝朱由检，面对纷繁世事、大国朝政、宫廷阴谋，游走于“无为”“有为”之间，所表现的另一种政治智慧、雄韬大略、心志玄机，深得华夏文化精髓。而由生动逼真的细节累积所还原的历史场景，生气灵动，体温可触、心律可感。小说构思之巧、结构之妙、意境之魅、文字之美、涵蕴之丰厚，堪称独步。很多时候我想，其实何大草的那些历史小说才是今天中国“纯文学”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小说所达到的高度才真有汉语界博尔赫斯的味道。
阿来的《空山》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来，麦家的“解密三部曲”当属民国以来内战、抗战的历史幽曲，何大草的《盲春秋》则把时间上溯到明代，我要说明的是，他们的这些小说书写的都是边缘的历史。但何大草给我们的是两只手，一只手抚摸历史，另一只手则伸进现实。2003到2005年，他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前者被改编为《十三棵泡桐》，获200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这两部写当下中学生的青春小说、成长小说，依然是关于“边缘”的小说。这不仅在于“中学生”题材最近几十年一直在中国文坛的主流视线之外，除王朔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动物凶猛》，再难数出几部描写中学生的优秀长篇。更为主要的是何大草指尖敲打出的中学生，不是我们日常所见，他们隐藏在井然有序、表面平静的校园生活后面，离我们很远很远，又近在身边。那些叫“陶陶”或者“韩韩”的中学生们，残酷、血腥、暴烈，他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心理，处处演绎成人世界，让我们在阅读时不得不常常回首人类的童年和青年，思索人之初人性的真实状态。《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可以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原欲——暴力和性，如何推动人的成长，如何铺展和扭曲人的生命道路，使人成其所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长篇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小说。《刀子和刀子》出版之初，葛红兵说，这是他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青春小说，“青春的酷烈、无奈的伤痛被演绎得那么好：懵懂时期的爱情和友谊，叛逆时代的幻想和渴望，仿佛获得了文字的首肯，突然间露出了真相；血肉横飞的身体遭遇与黝暗无谓的灵魂处境是那么真切地遭遇到一起”，它召回了我们最隐秘的青春经验，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理解，也有助于成人世界在回味当初中自我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