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描写女性的欲望也是对传统文化成规的一种颠覆。无论在俄国、中国还是西方，宗法伦理秩序思想和性别等级思想给女性的个性与人格发展带来了很多障碍，旧的观念导致女性难以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自主、自由的性欲以及和社会的联系。这些思想观念甚至还会使女性敌视、厌恶自己的身体，使她们无法接受“被封锁的身体领域”中那些隐藏着的愿望和情欲，让女性难以成为心灵和肉体完满结合的人。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用大胆的性爱描写来对抗传统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彰显身体的重要性和性爱的美好，赋予性爱以严肃而崇高的含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她们已经渐渐从父权观念的阴影中走出，步入了一个以自我感觉为中心的相对自由的世界。
或许因为女性在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上感性和直觉多于理性和思辨，纳尔比科娃和乌利茨卡娅等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在处理性爱内容的时候，都很注重表现女性的直接感受，她们的小说中都有很多关于性和谐所带来的快感的描述。作者强调女主人公的性爱主体性，却并不遮掩其快感表达，这种直接呈现的写作方式大胆展示了女性的身体体验，表现出当代女性文学在诉诸情爱题材时的坦然与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有把“性当作一种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东西的趋势”，（Kelly: 361）90年代，女性作家敢于正面描写女性的欲望与激情，这也应该被视为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突破。
三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塔·托尔斯泰娅的小说对身体文本可能性的开发，是很多当代女性作家都难以与之“媲美”的。这两个当今俄罗斯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将身体写入自己的文本，她们既没有像那些持激进态度的女作家那样充满斗志地写女性鲜血淋漓的生理事实，以粉碎男性作者对女性身体的美化和理想化，也没有极度张扬女性的性欲以及性本能，以此来达到阴性书写的目的，她们充满象征和暗示的身体描述让读者和批评者得以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身体写作的方式及意义，这对于俄罗斯女性小说创作来说是充满新意的，同时也为几乎已经泛滥的、具有庸俗化倾向的身体写作开拓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身体的叙述打破了各种禁忌——文化的、文学的、文本的以及性的禁忌，将身体及其需要以最为详尽的方式置入叙述的中心。在作家的笔下汇集了各种各样的身体事件，这些描述有时候会令人感到生硬和突兀，甚至不愉快。以作家早期的短篇小说《自己的小圈子》为例，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如何排泄（被抛弃的男孩阿辽沙尿床，成年人在大海中小便）、呕吐（醉酒后的玛丽莎吐在女主人公厨房窗外的墙上）、放屁（警察瓦列拉讲述如何用放屁来避免骨折），以及假眼球冒出眼眶、假牙松动、鼻子出血、处女膜破裂等情景。在聚会的时候，“自己的小圈子”中的成员公然谈论如何做爱的细节，而博士生热拉当众表演强奸未遂。小说中的人物不顾任何道德伦理的禁忌，在各种场合交媾，他们不但和自己的伴侣、也和其他人的伴侣交媾，同性恋，异性恋，甚至乱伦等现象在小说中也都得到了描述。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其他一些作品如短篇小说《如此一女孩》、《阿里巴巴》、中篇小说《夜晚时分》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在作家的笔下，主人公的身体不受任何社会与伦理道德禁忌的控制，变成了某种私有财产，它是可重复使用并且没有界限的，它有力地对抗了那种集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文化立场，强调了个人对身体所拥有的权利。
人的生命就是各种不幸的身体事件的组合，这就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感受。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中有妓女、酒鬼、变态、自杀者和杀人犯，也就是那些侵犯自己和他人身体的人，同时还有那些无视身体的人。她笔下的主人公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冰冷地谈论人流（《斯米尔诺娃的生日》）和小产（《父亲和母亲》），她描写腐烂的大腿和截肢（《爱情》）和被当作生肉的人肉（《生腿》），而疾病和死亡更是其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作家精确而又突兀地展示从前被人回避的生理细节，她从不表达感觉，不展示主人公的内在自我，她用高度物质化、工具化的身体来掩饰她们心灵和精神的孤单。在短篇小说《新区》中，作者将六个月大的流产儿比作“一盒250克重的酸奶渣”，而随后又详细地叙述了女主人公的尸体如何遭到其丈夫的肢解，其中谈到了割下来的手指、鲜血、被斧头砸碎的脸……与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叙述女性生理痛苦的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在叙述这些生理细节的时候，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语气是冷静而又沉着的，她尽量不发出任何带有评述色彩的声音，她聚焦于身体的外部事件，不断地叙述身体所遭受的暴力，她让身体成为传达人物内部状态的中介和媒体，而这种对身体的非人格化的过程，虽然常常使读者感到恐怖甚至产生厌恶，然而在文本的背后，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身体及其事件的背后，作者主要关注的精神暴力和心灵的痛苦却得到了强烈的表达，那些具体的细节获得了抽象意义，而缺席和沉默的东西也具有了在场的可能性，这也是作者打破常规的一种手段。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用不断重复叙述出来的生理细节来强调女性在现实中的境遇——被漠视，被疏离，被视作永远的他者。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观照身体的方式背离了俄罗斯文学重视心灵历史、回避身体描写的传统，而她赋予身体高度抽象意义的叙述方法也不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她对身体的出口、入口等部分的关注，对那些连接生命和死亡的部位的观照，恰好可以用巴赫金的“怪诞身体”的理论来解释。怪诞身体“被强调的部位，或者是人体向外部开放，即世界进入人体或从人体排出的地方，或者是人体本身排入世界的地方”，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巴赫金：368）因此，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小说中的身体永远是未完成的，它们和世界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也赋予了作家笔下的身体以更为深广的含义。女性的身体在历史中一直被视为“黑暗的大陆”，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身体的“怪诞”的书写方式则使其变成了一个蕴藏着隐喻和寓言的场所，她把身体从传统文化的神话中提取出来，让读者去探究文本之外的身体的意义，同时也让女性的身体具有了开放性的意义。
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相比，塔·托尔斯泰娅的作品似乎从不聚焦于身体，从不将身体作为表达思想的替代场所，她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她的笔下，身体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是阻碍读者进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屏障，对于她来说，看不见的内部自我是理想的，其生理上的外部内容在性质上与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涵完全不同。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差异，构成了托尔斯泰娅创作的美学要素。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是那些被忽视的离群索居的孤独者，她们丑陋的外表和美好的心灵，她们绚丽多彩的内心世界和令人感到乏味的外部形象（或者相反）产生了巨大反差，托尔斯泰娅小说世界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内外之间的强烈的不和谐。
以短篇小说《索尼娅》、《最爱的女人》等为例，我们可以在其中见到这样一些关于女性的描述：“她（索尼娅）的头就像一匹野马的脑袋……胸部扁平，两条腿很粗，就像是从另一个人的身体上移植过来的，两只脚向里撇着。”而“最爱的女人”“如果不是从鼻子到上嘴唇的距离需要坐三年车的话，她的面孔还算好看。”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性通常是被戏弄、被揶揄的对象，然而她们却无一例外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善良的心灵和对爱的强烈渴望，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叙述者通常对这些和索尼娅一样的“傻瓜”保持着一种中立的立场，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叙述的语调往往会从前文的讽刺和揶揄转换成一种轻柔的抒情：
也许，索尼娅的信先是慢慢地点燃起来，然后信的边角迅速地变黑，终于呼地蹿起一根火柱，烧光了，火光哪怕只在短暂的瞬间温暖了阿达那弯曲、僵硬的手指。就算是这样吧。只是那只小白鸽，我想，她应该从火中取出来。因为火是烧不掉小鸽子的。托尔斯泰娅用小白鸽象征爱情的不朽，同时也用小白鸽的洁白和纯洁象征女主人公的心灵世界，这种对比，更为突出地强调了身体和心灵间的距离。小说的悲剧结尾（索尼娅为挽救那个一直假扮“爱人”跟她玩通信游戏的女孩而失去了生命）强化了女主人公命运的不幸，更突出地揭示了她所代表的女性那种孤独、无望、焦虑的状态。
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女性，如索尼娅、舒拉（《亲爱的舒拉》）等都充满了丑怪的特征，她们是边缘人、小人物，如果从雅各布斯阅读女性的角度来看，女性文本中的怪物可以被视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属性，或是被压抑的性别摆动，这说明在历史文本中，由于历史本身就是一场压制与排挤女性的大阴谋，女性在其中也就很容易成为怪物或以失常者的身份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娅的女主人公形象都饱含着疏离、丑怪的意涵。同时，女主人公的“巨大的身体”和丑陋的面容所产生的冲击力，也打破了关于女性的幻想，这种“非审美化”的女性身体无法引起男性的欲望，更非男性欲望的客体，它粉碎了父权文化为女性塑造的虚假形象，而重写的女性自我在作者的置疑中也得到了被重新界定的空间。而另外一些女性形象，如《猎猛犸》中的卓娅、《诗人和缪斯》中的尼娜则拥有诱人的身体和面容，可她们贫瘠的心灵和外表之间的对比却夸大了二者间的距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托尔斯泰娅去除女性神话的写作策略。
托尔斯泰娅笔下没有那些恐怖的场景，而流产、生育、死亡等身体事件只是以某种含蓄的方式提出来的，正如俄罗斯评论家纳·伊万诺娃在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和爱情、疾病、怀孕、死亡等事件的交叉点上。”（Ivanova:24）这就决定了托尔斯泰娅使用婉转的个性化语言来描述身体、来表达身体欲望，而她描述身体的范畴并没有超出19世纪的界限，在她的文本中更找不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所描写的臀部、乳房、生殖器等，也没有呕吐、流产、殴打等内容，正如托尔斯泰娅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游戏主题一样，作家笔下的身体也总是在和读者做游戏，它们提供了一些虚假的线索来阻止读者进入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作者华丽的、甚至不怕堆砌修辞的诗性语言也掩饰了身体文本的真实目的，扩大了诗意的文本和灰色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强化了身体的寓意。对于托尔斯泰娅来说，身体负载着巨大的象征力量，它解构了审美神话，记录了存在于人类自身之中的深渊，表达了女性生存的恐怖。
从以上三种身体写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当代女性作家在叙述女性身体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在每一种叙述声音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女性作者试图呈现主体意识、呈现女性理解下的女性自我的努力。然而，不同的身体叙述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作为副产品的问题，比如，对于激进的、将女性身体视作暴力场所的身体政治而言，那种对男性文化的直接批判和指责未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它们容易将男性和女性分化为对立的、充满敌视的两极；而强调阴性书写的女性文本，则非常容易落入庸俗化、市场化的尴尬境地，它们张扬女性的性本能和性冲动，刻画性爱中的女性形象，可另一方面，这些又无形中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女性会重新跌入男性文化的陷阱。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的身体叙事则要更为富有成效一些，两位作家都把身体视为一个蕴藏着象征和比喻的宝库，她们根据自己的美学需要，让身体“陌生化”，让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东西变成具有修正意义的、颠覆性的叙述，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身体的可能性及其丰富的能指含义。在男性话语占据主流的文化氛围下，身体叙事所能够达到的目的也许永远是含混不清的，它也许并不能粉碎中心，直接提升女性的地位，扩大女性的生存和文化空间，也未必能使女性的存在发生质的改变，但是这些关于女性身体的文本，却无疑能使我们感受到女性对文学和文化的强大冲击力，甚至能让我们依稀看到某种肯定女性存在的希望，看到某种产生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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