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创作中身体叙述的三种方式：一，记录女性身体所遭受的创伤、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写作身体的方式；二，张扬女性欲望与激情、将身体等同于女性性本能和性欲的写作策略；三，将身体作为一种象征和暗示置入文本的写作策略。每一种方式都在建立女性主体性、彰显女性自我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反映出女性的心理现实。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女性文学/身体叙述

    身体理论一直是女性主义文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很多女性主义文论家都将这一内容作为自己论述的中心议题。身体理论纷繁复杂，虽然它们均是在女性主义这一框架内产生的，均以建立女性主体性为指归，其内部却又充满争论和矛盾。以波伏娃、米莱特、肖瓦尔特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论家借助身体策略去探讨父权体制对女性所实行的政治、权力和性欲等方面的“殖民化”，认为将女性等同于生理的现象就是一种倒退；而另外一些文论家，如伊利加莱、考夫曼、西苏等则赞扬女性身体中所蕴含的创造性资源，西苏的“阴性书写”的理论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女性要将肉体冲动和潜意识联系起来，女性必须书写自己，用“白墨水、乳汁、蜜糖”来书写，要让身体“发出声音”。（西苏：580—606）与此同时，有些评论者则认为，阴性书写的观点忽略了社会文化以及象征体系的塑造力，呼吁女性作者要为“收回”自己的身体而努力，因为在当代文化中，那些和身体相关的联想会鼓励男性作者去对其进行挪用。（Wolff: 122）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考察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创作中的身体叙述，或许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俄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而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恰好处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剧变的前夜。各种因素的交替运作，尤其是自由、开放的创作政策，使得女性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某种量变，女性作品大量涌现，其规模与成就超过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创作内容上发生的“质变”，对女性的生存困惑、社会角色的反思，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对生理描写和女性欲望的张扬等。这些从前文学中的禁忌内容或被“省略”的内容统统被搬上了文学舞台，而在这些内容当中，关于女性身体的叙述所占的比重最大，引起的争论最多，激起的反响也最强烈。有的评论者认为，“女性作家们现在所展示的‘开放文本’的范例，是从前就连‘男性文学’都会用省略号代替的东西，似乎在她们的作品中，属于女性的东西只有作者的名字了。”（Щеглова: 23）另一些作者为女性作家进行辩护，认为她们的身体书写就是对从前苏联文学传统的一种讽刺，是一种宣言式的写作。（Ivanova: 29）而对于女性作家而言，身体书写是她们的一个创作源泉，它的内容与方式和时代一起发生变化，而伴随着身体叙事的争论，似乎和理论领域中围绕身体美学所产生的众声喧哗一样，也是无止无休的，这使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从对话与争论中探寻出更多关于身体叙事的意义。
    综观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二十余年蓬勃发展的历史，以女作家的对身体写作的态度和策略或是其身体叙事方式上的差异为依据，我们能大致地将俄罗斯当代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叙述文本划分为三类：首先是以斯·瓦西连科、叶·塔拉索娃等作家为代表的、记录女性身体所遭受的创伤、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叙述身体的方式；其次是张扬女性欲望与激情、将身体等同于女性性本能和性欲的写作策略，瓦·纳尔比科娃、柳·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中最为典型地包含着这种身体政治；最后是以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塔·托尔斯泰娅为代表的，将身体作为一种象征和暗示置入文本的写作策略。女性作家们通过身体叙事，以自己的方式或明或暗地与文化传统，确切地说，是与男性文化传统进行交锋和对话，她们试图通过文学文本彰显自我，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
一
    叶·塔拉索娃、斯·瓦西连科、尼·戈尔兰诺娃等是最早对女性生理现象和生理经验予以关注的俄罗斯当代女作家，上世纪80年代末，她们带着一种近似狂热的激情，将女性特有的那些生理体验，尤其是怀孕、生育、流产等现象写进文学作品，赋予当时刚刚崛起的俄罗斯女性文学以一种独特的“风貌”。当然，把女性独有的生育体验写入文学，这一现象并不是在当代的俄罗斯文学中才有的，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女性作家看来，这些作品中“仿佛缺少了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最后的真实”，而她们要书写的，则是“关于女性生活的全部真实”。（Ажгихина: 2001）在纳·苏哈诺娃的短篇小说《捷罗斯》中，作者虽然承认“描写生产、怀孕并不体面……这不是文学中的主题……它会扼杀男人的激情”，但是她仍然在小说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如实的刻画：母亲因宫缩而感到的阵痛，抽搐的脸，颤抖的手和脚，婴儿苍白的脸和身子等等。小说从一个妇科医生的视角，对女性的生育与流产等现象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在奥·塔塔里诺娃的短篇小说《性病学》中，女主人公因为一次不成功的爱情而意外怀孕，由于各种原因，她决定自己进行人工流产，整篇小说就是由一些夹杂着女主人公意识流的关于疼痛和流血的“现场”记录组成的，作者写到了鲜血和疼痛，还有由于疼痛流下的泪水和汗水。与此构成惊人巧合的，是瓦西连科的短篇小说《沙玛拉》，女主人公同样是在没有医生的帮助下自己进行流产，疼痛让她咬烂了床单，而一切都结束后，她从“半浴缸的鲜血”中站起来，“恶狠狠的，然而又是快乐的”。同样描写流产等内容的作品，还有戈尔兰诺娃的短篇小说《快乐湖的故事》，玛·阿尔巴托娃的《为不爱的人做流产》等等。
    女性作家们对这种纯女性经验的观照打破了一切禁忌，从前在文学中被回避或被省略的生理细节成为许多女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她们张扬自己痛苦的生理体验，把血淋淋的女性身体暴露于外，这种近似于残酷、有自虐倾向的阴性书写，道出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理苦难，更是女性的内囿、压抑甚至是疯狂的心理状态。在瓦西连科的《谁会爱上她们》中，女主人公道出了自己的苦恼：“谁都不需要她，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一只狗都不需要她。”女性的被抛弃以及爱情的失意是引起身体痛苦的直接原因，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边缘化和永远无人关注的状态，而这种心理往往很容易演变成疯狂。在叶·塔拉索娃的《不记恨的女人》中，女性的疯狂被描绘到了极致。丑陋不堪的女主人公“要慢慢地，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塑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塑出一颗可怕的心”，而她那令人惨不忍睹的丑陋的病体之内，剩下的只有“腐烂、不信任、凶恶、无望和空虚”。正如女评论家玛·阿巴舍娃所说的那样，丑陋和疯狂在女作家的笔下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不记恨的女人，就是人与世界的拟人化表现——互不信任，互相憎恨”。（Абащева: 10）
    女性的身体遭遇以及由此引出的心理痛苦，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作女性文学的商标，从女性主义文论的角度来说，天使与怪物、甜美的女主人公和愤怒的疯女，全是女性作家的表现手法，也是她们叛逆性的书写策略之一。女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女主人公对男性及其文化进行大声指责，《沙玛拉》中的女主人公在肉体遭受创伤的最为痛苦的时分哭喊道：“他们在对我做什么？……他们是怎样折磨我的？”而在《为不爱的人做流产》中，女主人公则认为，“制造”孩子的“第二作者”不是在用爱情、而是用权力去控制女性。爱情在肉体痛苦的剧烈作用下慢慢消失了，而“男人所做的一切……只会引起无尽的乏味的感觉”。女作家们不以迂回的方式去表达她们的控诉，她们不模仿男性，也不书写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以女性角度直接书写女性，或是重写女性，因此，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都富有讽刺的意涵，同时也更具有某种激进的立场，她们通过自我否定去否定男性对于女性的定义，同时，她们也对女性身体等同于性感和美的审美神话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颠覆。
二
    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创作中，尤其是在苏联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性爱问题几乎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它和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时而出现的消极情绪一样，是无法成为文学作品的描述对象的。很多描写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的作品，都变成了“无性文本”。英美学者将这个现象的原因解释为“苏联审查制度的故作正经”，以及俄罗斯的禁欲主义传统的影响。（Kelly: 361）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在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中，尤其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人的基本情欲得到了肯定，性爱内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潜能和力量进入很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之中，形成了身体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柳·乌利茨卡娅、瓦·纳尔比科娃等作家关注女性的欲望和性本能，将性爱作为女性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纳入了文本。
    在当代俄罗斯，瓦·纳尔比科娃是最早在创作中涉及性爱内容的女性作家之一，有人说她是“那些语言修辞和道德宁静之破坏者中名字最‘响亮的’一个人”。（Ажгихина，1988: 223）1988年，她在俄罗斯的《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处女作《日夜星辰之光的平衡》，这部描写两男一女之间三角恋爱的后现代风格小说，在俄罗斯评论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以作家安德烈·比托夫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这部作品“令人惊讶地具有穿透力，是迷人的”，（Битов：15）而以评论家德米特里·乌尔诺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其作品缺少哲学深度，是一部“坏小说”和“色情小说”。（Урнов：4）但是，评论界也似乎达成了一些共识，那就是，纳尔比科娃的这部作品具有惊人的效果以及对性爱和生理的无法满足的兴趣。纳尔比科娃的小说把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作品中被回避的性爱场景，以及从前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内容，都写到小说中来，其充满暗示与象征的性描写在俄罗斯确实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在她的笔下，人物的身体和性都是裸露的，只不过被一层薄薄的互文性文本和巧妙的修辞手段所遮盖了，比如，在《日夜星辰之光的平衡》这部小说中，作者用莱蒙托夫《三棵棕榈树》一诗中倒下的棕榈来暗示男性做爱之后的无力状态，用“小刺猬”来比喻女性的外阴，用“男人的手指”来指涉男性生殖器。小说中有很多性爱场面的描写，作者突出性爱的美妙：在两个人相结合的时候，就是“长着两个头的一个人……她围绕着他旋转，而他围绕着她旋转”。纳尔比科娃不避讳展示性爱中的女性，她用各种语言游戏使其文本传达出色情的幻觉：“他们融为一体，那个融合点不在街心花园，也不在电影院，而是在最温柔的那个点，它火热而滚烫，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一点。”而在中篇小说《逃跑——关于奔跑》中，当男女主人公“相互爱抚的时候，《真理报》的头版过时了，因为又一年，又一个日子开始了”。然而，写性与身体并非是作者的惟一目的，她强调那种灵与肉结合的爱的意义：当萨娜亲吻阿特马特菲安的时候，萨娜和阿特马特菲安变成了天空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方，遭到了破坏的地球的肉体，那美好而可怕的肉体，比仅仅拥有美好品质的天空还要美好……而未遭到“触碰”的大地的肉体，则会变得双倍美好。
    如果说，纳尔比科娃是用一种婉转的、具有暗示性的语言在描写性爱，那么在柳·乌利茨卡娅的笔下，这一内容则被更为坦率、开放地展示了出来。她和纳尔比科娃一样，同样崇尚灵肉结合之爱，在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作者借虚构的列夫·托尔斯泰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两个身体的结合是无罪的、高尚的、幸福的。那种肉体之爱被“托尔斯泰”称为“化学的爱情”，它能使人“达到忘却自我的程度”，“在相互献身后，每个人都不再是他自己……”。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的玛莎以及《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的叶莲娜和塔尼娅等，都是寻找精神和肉体之高度和谐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病案》中描述叶莲娜和医生的肌肤相亲，塔尼娅与其爱人的热烈而又投入的性爱场景，构成了小说中最为优美、抒情的部分，而作家在叙述这些的时候，并不避讳直接描写，她用“毛发的树林”、“长着柔软褶皱的花蕾”、“锁骨的两个花括号”等描述，结合拉丁医学术语（preineum——会阴，corpus clitoridis——阴蒂等）来叙述性爱中的女性身体，而塔尼娅和谢尔盖的爱则始终充满着温情：“滚烫的依然滚烫，潮湿的依然潮湿，干爽的依然干爽。而爱情，就像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点都没减少。”
    另一些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在自己的爱情小说中从其他方面展示了性爱的内容，如拉·波里西乌克以第一人称的形式非常明确地写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吸引以及存在于女性自身的性渴望；托卡列娃的中篇小说《雪崩》强调了性爱的创造力量；拉·瓦涅耶娃的短篇小说《威尼斯镜子》（1990）中也有含蓄而优美的性爱描写。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感伤主义风格，而作家们对肉体生活的关注是因为“对理智及其产物，如乌托邦、概念、意识形态等产生失望的结果”。（Лейдерман：86）其实，这一点对于女性作家的作品而言也并不尽然，对于她们来说，欲望和身体意味着生命力量的延续、自我意识的复归，它是不可替代的本真，是女性存在的一个标志。在充满了虚幻理性的世界中，围绕身体所产生的感觉是惟一真实的，它突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以及在生活中寻找和谐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女作家对身体的叙述又与西方女权主义文论家们提出的身体理论不谋而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