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录》是东西2005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东西将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期间的意识形态内容整合进了人们的心理空间，拓展出了他的作品中少有的某种深度。
　　
　　一、不遂的欲望历史
　　
　　《后悔录》以主人公曾广贤跨越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性欲不遂直至性无能的经历作为故事内容。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曾广贤大概15岁左右，对性还一无所知。他和自己的父亲曾长风、母亲吴生、妹妹曾芳住在自家曾经用来存药的仓库里。同他们一起住的还有于、赵两家人。
　　这一天，他们意外地发现两只花狗正在交配。一群人用席子围住两只狗正围观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赵万年出现了。他一边以“这是低级趣味，是要挨批斗的”吓唬他们，一边拿曾广贤找来的棍子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地劈了过去。狗们来不及分离、仓皇逃离横穿马路时被迎面驶来的公交车轧扁了。紧接着，赵万年就以“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为由让妹妹赵山河洗眼睛。吴生则把那两只轧扁的狗带去了动物园，用换来的钱买来了一箱肥皂，让全家人把身体洗干净。在她看来，只有身体干净了，心里才能干净。不仅如此，在吴生的意识中，身体的洁净作为灵魂圣洁的隐喻还被延伸到了外在的环境空间和生活行止的净化要求。面对曾长风希望与之过性生活的要求，她十年来都采取拒绝的态度。曾广贤天生的卷发、曾芳右手手心的黑痣也被她视为身体不洁的象征。
　　曾长风忍受不了无性的夫妻生活，找到了赵山河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他们在某一天被曾广贤无意中撞破。曾广贤忍不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赵万年。曾长风随即就被拉去批斗，身体特别是下体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曾长风以生殖器需要为表现的性需求，最终被施以肉体上特别是针对生殖器的暴力和惩罚，成为了曾广贤成长过程中一个抹不掉的阉割性场景。这让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恐惧，以至于他有过性生活的机会时都不敢过。
　　抄家后的曾广贤去动物园找母亲，无意中看到动物园的园长意欲调戏母亲的一幕。踹开门的曾广贤冲着母亲直吐口水。第二天，曾芳失踪，吴生自杀。在曾广贤后来的追溯中，他认为他的母亲是因为自己不被人摸弄的形象被毁而害羞死的。母亲死了，妹妹不知所终，父亲也因为好了伤疤忘了疼偷看色情杂志被自己告发因而又不知道被拉到哪里去批斗了。曾广贤为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在身边感到害怕。他隐约地觉得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好像我被人骗了，却还不知道那骗我的是谁？”
　　事实上，骗他的并不就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对身体的管理规范。按照福柯的说法，对身体和与之相关的性的规范，可以理解为是在生存艺术和自我关注的艺术日臻精致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伦理和自我塑造为自己性行为的道德主体的方式。①当然，这种塑造并不就成为单纯的个体主体所能左右的事情。其中，各种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希望通过对“社会众生”的监督和规训，让生命进入历史，把一个生物人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②
　　这种塑造的具体内容指向是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和宗教对身体和精神的两分法密切相关的。在这种两分法中，身体是罪恶的渊薮，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一面；精神则意指着真理，代表理性、稳定性和确定性。禁欲资本主义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一面将身体中的狂野能量严格限定在夫妻隐秘的床笫之间，一面将身体的物质性加以强调，以充当生产的工具机器。由是，就有了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身体一说。身体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器而存在：要么是生产性工具，要么是生殖性工具。为了维持这种机器的高速而有效的生产，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既利用理性制度，也利用道德伦理来对身体加以控制。③
　　拿这样一些观点去理解中国在50、60年代的禁欲规范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此外，它也许还和中国的特定国情有关。一是当时的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确实需要充分发挥身体的生产性功能；一是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使得意识形态选择和这种选择下的身体规范成为了国家民族身体化的象征。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自我对身体进行规划的权力的强调，必然会使得对性和身体的自主权的要求成为资本主义化身体和性的一个表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体和性难以接受的。除此之外，中国的建设主体是农民，他们受封建主义的性规范的要求影响较深。而且，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一直有着对道德理想化的追求，而身体是人们道德伦理修养的一个绝好载体。
　　这样复杂的关系自然是单纯、蒙昧，不谙人事的曾广贤难以理解的。尽管如此，禁欲规范带来的对身体的惩罚与随之而来的心灵戕害是任何使其合法化的理由都无法回避和加以文饰的。在这个意义上，曾广贤的同事赵敬东因为经受不住表姐张闹美丽性感形象的诱惑，而给自己身边的狗取了个与表姐一样的名字，并以之作为泄欲对象的性变态事件与被发现后，因为害怕被批斗的自杀事件就成为了（继曾长风的身体惩罚与批斗、母亲的羞窘与自杀，小池与于百家的人格羞辱之后）对禁欲规范带来的伤害的一个高潮性体现。
　　出狱之后的曾广贤毫无心理准备地进入了开放的新时代。在恣意纵情的环境里，性已不再被视为一个不可亵玩的情感私密领域。它是是投机的资本、是待价而沽的商品、是打击对手的武器、是游戏的道具、是需要消费的欲望与激情的生物性载体。但昔日的欲望禁忌与惩罚以异样的形式延伸内化到了曾广贤现时的生活，使他失去了唾手可得的性爱机会。好几次，他按捺不住想在按摩小姐身上过一次浪漫的生活，但他却总是觉得这些女人的右手掌心上有一颗黑痣。而他只要“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因为这个，他没敢过一次性生活，他害怕自己的手摸到自家人身上。
　　由此，曾广贤的个人性史成为了个人欲望不遂的历史。它跨越了两个对性有着不同的定位和理解的时代。禁欲时代的性规范在欲望时代不再起作用时，禁欲时代的惩罚恐惧又为欲望时代的乱伦焦虑所取代。考虑到东西在《耳光响亮》中对欲望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越界和“乱伦”气息的暗示，《后悔录》中的曾广贤有这样一种焦虑就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尽管就个体而言，存在这样的焦虑有曾广贤个体的敏感性。但它并不像有些人把它视作禁欲规范内化的延伸作用那样简单。这一焦虑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动因和效果，而这一点是和曾广贤的后悔心绪密切相关的。
　　
　　二、后悔的心绪沉迷
　　
　　一个人竭力想做成的事情，却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和个体的因素怎样做都没有做成，这自然是懊恼异常的事！何况这还是被社会视为最可衡量一个男人的身份与属性的性问题！何况在这过程中，因为自己的无知，他不仅伤害了自己还伤害了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曾广贤会后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难得的是他似乎对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感到后悔。在这每一步都不满意的心绪中，东西让我们注意到他在曾广贤身上找到的可供我们返观自身的“后悔”。
　　在东西的经验里，后悔是谁也没办法逃避的行为。它是排在食色之后的人的天性，是东方人的特产。它追问的是后果，是人们在结局跟预想不对等时的一种心绪。④这话说出了人们为什么会后悔的部分原因。人们为什么会后悔呢？处于历史和生命时间中的主体随时都要根据自己当下的境况做出判断并指导自己的行为。当这一行为在时间的流逝中发展到此时（现在的当下），呈现出与彼时（过去的当下）的动机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结果时，或者当这一行为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了与彼时（过去的当下）的动机追求的目标一致的结果，主体此时（现在的当下）的价值评判标准却与彼时（过去的当下）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时候，后悔就发生了。主体对事物的发展和自身变化的不可预测性是产生后悔心绪的两大来源。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后悔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静态的。它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的意志和主体的意志在交错跌宕的运行中主体很自然地就会产生的悔不当初的情绪。从这个意义来说，后悔就并不只是个体主体的专利。群体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也未尝不可窥见一斑。当然，他们往往需要个体主体作为代表。
　《多余的话》所呈现的瞿秋白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在生命流程中曾经风流儒雅的人物，在生命将尽的岁月里，以“历史的误会”和“脆弱的二元人物”这样的行文标题站在历史主体和个体性的生命主体的双重角度来给自己做一个生命和历史的总结。其间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检视弥漫着的又何尝没有后悔的情绪。这种心绪与对历史主体和个体主体在历史现实中的龃龉的检视一起，传达出他在历史长河中寻求生命主体意愿的全部努力与尝试。一些在死亡面前仍旧被写下来的“多余的话”表达出了瞿秋白谋求自己对历史和历史中的自己的同情性理解的要求，而谋求历史对历史中的自己的同情性理解又何尝不在其中。很难说这两者孰轻孰重。这种要求既是瞿秋白站在历史和人性的双重基点上对过往生活的伤悼，更是对个体命运无法承受的疼痛的温情抚摸。它充满了对个体和历史相互错位的勾连之间的悲剧性体悟。
　　而更多的人似乎在历史主体和个体主体的龃龉间寻找到了不言后悔的心绪平衡之路。张贤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陈晓明看来，张贤亮在从身体机能的障碍来表现人在政治强大的压力之下所陷入的困境时并不彻底。因为“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通过政治的治疗（例如，抢救集体财产，阅读《资本论》等）最终还是恢复了机能，并且重新成为历史主体，成为历史责任的承担者，开创历史之未来。他的人物与其说是对历史政治的反思，不如说是对历史之完整性的维护和补充。张贤亮终于表达过那种意思，那就是‘伤痕’具有美感，那是自我证明的依据，是历史的异化力量使得自我更加坚强，并且成为对未来承诺的依据。……同样是身体的困扰，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始终具有自我意识，他一直在努力寻求个人和历史平衡发展的途径，他寻求适应现实的方式，他终于寻求到了，不管是‘美国饭店’、马樱花还是黄香久的软玉温香，还是《资本论》指引的唯物主义道路，他的人物在那样的年代是有自觉意识的，也可以有自觉意识。”⑤而人们对知青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自我意识”让他们面对曾有的苦难和夹杂其中的自我选择时，集体性地表达出了对那段历史中的个人经历不言后悔的姿态存在的争议，也未尝不是类似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