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妈的精神分析，谁能贴近所谓的心灵深处，什么前因后果，什么无意识下意识，见鬼去吧，我们姐妹俩的往事，我们的悲欢，我们的灵魂，从来就不是复述的能够分析的！
真痛快，鲁敏憋不住了，她自己也跳出来了，反抗这“无人道”的心理分析，保护她叙事中主人公原始的苦难经验与记忆。
如果要给小说的总体格调一个说法，我要说出的一个词就是“温柔的反讽”——含蓄的、多义和成熟的反讽。这是小说所以有滋有味的原因。前文说了，父亲角色的形式上的介入与事实上的空缺，精神分析医生的现身解释与主人公对这一解释的反感忿怒，都是叙事获得“升华”动力的原因，它因此远离了眼下一般性的“底层生活叙事”窠臼。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以为整个叙事中故事与人物的安排也充满着某种含蓄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小说获得了可靠的艺术品质。在这点上，作者显示了游刃有余的处理手段与功夫，如，在父亲不光彩的死（在与人偷情的路上发生了意外）同他的妻子女儿失去丈夫与父亲后的悲凉生活之间；在母亲的辛劳不易与她的俗气势利和缺少尊严感之间；两个女儿无父的悲凉记忆与她们各自的没心没肺之间……小说处理得可谓恰如其分，不轻飘也不沉重，不滥情也不无情。这正是高手的境界了。
说到这里忍不住还要饶舌几句，我一直很少为“70后”的小说家写什么文字，原因是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使用的经验类型，对这一代作家给予某种确定的解释。固然，不同的代际经验确很难互相沟通，但文学的共同性使我坚信，仍然应该有普遍意义上的通道。问题出在哪儿呢？要么是我的理解力有欠缺，要么是这一代作家有意回避了上一代作家的经验方式，他们过于放大了个体的感受与记忆——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代沟”罢。最大的可能还是我个人文学经验的“固化”，导致了这种迟疑与隔膜感。不过，阅读鲁敏使我最终我找到了一点感觉，因为她的文学能力确实足够到能够超越某个“时代风尚”的地步，在如今强大的“写实潮流”与世俗趣味间她顽强地葆有了一点形而上的追求，这使我感到一丝振奋。我毫不保留我对眼下的“现时主义”写作风气的失望，似乎几代作家都不得不陷入了对“当下”景观的描摹之中，似乎只要讲究一些虚远意念、一点形式上的趣味，就陷入了“陈旧”。但历史的教训并不遥远，“写实”留给了当代文学什么遗产？给当代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伤痕反思的现实主义”，到“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旦成为了风尚和流俗，文学马上也就陷入了一个平庸时期。从另一方面说，过于强调个人记忆与碎片化的经验，也使小说从另一方向上流失了它的社会功能，从这方面说，我一直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怀有敬意，因为他们承担了自己应该担承的责任，书写出了具有整体感的历史记忆，葆有了他们对超越性文学经验、对陌生形式的热情，葆有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些宝贵财富不应该在下一代作家哪儿渐渐流失。道理很简单，每一代作家都想创造新鲜的文学经验，但文学经验的永恒性却最终要使一切作家在最基本的方面达成认同。所以还是艾略特说得好，谁能够在“传统”和“个人潜能”之间找到最恰当的关系，谁就能够成为好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对鲁敏这样的作家寄予着期望。
当然，手艺也是重要的，“好小说”是最终的结果。我在2007年读到了鲁敏的《致邮差的情书》、《思无邪》、《取景器》等多篇作品，她的确写出了“好小说”。像《思无邪》那样的作品，确属“虚构的爱之传奇”，但它那么纯美和感人，读之令人唏嘘良久，欲说无言。和《墙上的父亲》一样，饱满的细节和心理化的叙述是鲁敏的长处，婉转的语势，闪耀的修辞，繁复的细部，荒凉的意境……加上它那奇妙而美好的构思，这是一切好的小说、好的小说家相似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