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博尔赫斯的幻觉告诉我，现实并不会令人恐惧，令人恐惧的是现实的映像——在镜子中折射出的存在。它或许与现实一摸一样，但却令人狐疑，让人产生出存在的错愕与哲学的反像，这才是诗意与文学的出处。但不是每一面镜子都有这样的功效，说到底还是人，是镜中的人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能否出现诗意？还是取决于那人是否有这样的神经——
上帝创造了夜间的时光，
用梦，用镜子，把它武装，为了
让人心里明白，他自己不过是个反影，
是个虚无。因此，才那么使人害怕。
这是博尔赫斯《镜子》一诗的结尾，我在鲁敏的《墙上的父亲》中几乎看到了类似的情景。一位在贫贱的生存中挣扎的遗孀母亲，一双在“无父”的荒凉中成长的女儿，因为贫贱和荒凉而充满了卑微的记忆与生命的感伤。在这同时“长大”并且“衰老”的历史中，时间被赋予了两重属性：青春的小甜蜜与老去的大悲凉绞缠纠结在一起，带给人五味俱全的叹息，难以言喻的惆怅。小说家悉数使出了她的解数，用她饶舌的俏皮和精细的机敏，把一段岁月处理得细节繁茂枝叶纷披，在表面的日常景象之下，集合起了碎片与幻影般的存在镜像，从岁月幽暗的来处，照见了令人恐惧的生命之痛与命运之核。
很显然，“无父”情境的设定在这篇小说中至关重要，它是三位女性主人公简单生活中最幽深的底色。死去的父亲悬置于墙上，直到变成了一个古旧的记忆，他在活人的生涯中似乎已经被淡忘，但影子却又是那么坚硬，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每当一个生活或命运的关节处他就在那里反照着一切。这情境很像80年代的另一个女作家方方的一篇《风景》，那篇小说之所以获得了持久的赞誉，不是因为它经典地诠释了所谓“新写实”的概念，而是因为其中的叙事人是一个“死者”的角色，一个超然世外、不再被人世的苦难所折磨的灵魂，以悲凉和怜悯的冷眼，关注着他咫尺两界的亲人在俗世烟火中的挣扎倾轧，因此才令人震惊地呈现了存在的大悲凉，生命的真荒芜，人世的本非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言重了，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视角，那么这个小说将面目全非。只是比之方方，鲁敏也许更懂得了诙谐与“轻”的道理，她是采取了“遗像的在场”的方式，将这一角色嵌入到了活人的境遇中，作为一个见证或反讽。这是一个妙想，一个使一切的叙述都具有了“存在的镜像感”、而不只是“恍惚的经验感”的妙笔。成长的记忆因此在呈现了“贫贱的哀伤”的同时，具有了使小说境界飞升的可能。
我当然也喜欢小说中的烟火气，市民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仍然是小说的核心地带。似乎也只有在讲市民的故事的时候，小说也才像小说。在鲁敏的笔下，我们看见一幅生动的生存图画，从母女捡菜叶子的寒酸，王薇“搞”（偷）鸡蛋胡萝卜土豆生姜时的小动作，到母亲用“色”吸引男人时贪财好利的小算盘，女儿择亲时的同样实用主义的挑挑拣拣，到日常生活中母女间的磕磕碰碰，姐妹间的较劲算计，这血肉相连的母女三人也足够演出一台尘世的悲欢离合、恩怨得失的小戏剧了。平心而论这也才是叙事的本事，把庸常的生活编织得五味俱全，把人物的细小心理琢磨得活灵活现。这些场景构成了小说生动可感的、充满人间气息的载体与外壳。当鲁敏用她刻意“唠叨”的语言方式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她那种过瘾与自得，感受到她炫耀手艺时的那份得意。这样在叙述中滑行而沉醉着，她也幸福而有保留地融入了我们时代的小说趣味与世俗美学之中。
但这一切也通向着历史。日常生活隐秘通道的意义出口，其实还是在历史那里，从鲁敏的叙事中，我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当代生活的某个侧面，这是贫穷和压抑的历史，同时也是恒常的个人化的历史。作者在这里并不侧重表现概念化的历史记忆，比如国家历史的痕迹，集体记忆的痕迹，而是侧重于个人情境与记忆。本来，“失去父亲”这一事件完全可以政治化，但小说却拒绝这样做，她让父亲的死完全隔绝了社会原因，而只是强调了他的“失德”以及偶然的意外，这一点很显然是体现了作者作为“70后”小说家对历史的认识方式，她因此使历史呈现了某种“单纯”的属性，而不是政治化的内涵。恰如小说开头一段关于父亲遗像的描写，一个“眉清目秀”、“相当文艺”的父亲，意味着这个家庭正常情况下可能的幸福和发达，但正是因为他的死，使这个家庭几乎被社会遗弃，使两个女儿的生活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本该有的浪漫与尊严。这也隐约影射着一种当代历史的记忆，规训政治虽然日益消退，但物质生活却仍旧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困顿着一代人的生活。这一点固然首先是“市民生活记忆”的一部分，但无疑也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