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历史变革对基层民众的生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应该是或者更应该是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和问题。历史变革是以社会进步和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为目的的，但现实性的悖论却是，至少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它给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所带来的倒可能是有过于前的生存窘境和心灵的苦痛。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如果这一变革本身在历史的新旧交错和价值失范中也几乎无以避免地成为畸变或异化之物时，那么给基层民众带来的就只能是生存灾难了。就像在《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等作品中老舍所表现的那样，年头的确是一年年在变，但在畸变的改良进程中，人文性的传统和生存氛围已成背时之物，作为裱糊匠的“我”不仅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厄运连连，没有任何能力改变终苦一生的命运。而壮如旺树的祥子，则不仅买辆人力车的梦想屡遭破灭，而且连做一个好车夫的可能都被褫夺，最终成为人性严重异化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巴金在创作于1940年代的《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中，对社会的不公和基层民众的生存苦难也做了极为感人的描写，而且揭示了社会在其前行中也会制造新的不幸者和新的苦难，读来令人扼腕。在这里我又要说到1996年的现实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就属于这一文脉的新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确实是达至富民强国的根本之途，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方面面均能齐头并进，立马就能同进小康的。新的社会不公，一些基层民众生存保障的丧失，和种种腐败行为和不良之风的滋生与漫延，使某些基层民众成为生存困厄首当其冲的承当者。而这一年出现的如《大厂》、《九月》、《学习微笑》、《分享艰难》等现实主义作品，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率先关注并表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基层百姓生存的困窘和心灵煎熬。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仅生计成了问题，而且为了自己尤其是众多工友和乡邻的生计，不得不躬行一种为自己所不能认同的价值行为，从而不得不忍受由此造成的心灵自戕、人格自渎的深在心灵悲剧。这些作品所展示给大家的，该是一种多么令人动容的社会现实，而由其表现出的，又是多么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独到的人性深度！
接下来再谈第二个问题。要求“批判的力度”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规范。过去，曾经要求作家必须要有先进的世界观和与历史价值范畴中进步变革行为一致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切，才能对所描写的现实及其中的问题给出正确、明晰的分析和判断。现在，似乎已不再有人由此出发来议论创作了，但笼统地以“批判的力度”来要求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还依然是一个基本的认知趋势。可能被用来作为依据的价值尺度已被置换，谁也不会再拿“政治标准第一”来说事，但对“批判的力度”却仍抓住不放，足见传统认知模式的惯力之大。
其实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就等同于批判的文学。文学艺术创造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一种范型，在与现实对话和进行艺术创造中，其根本的特征也同样是感悟与想象，而不是简单的认识与判断。对它的评价只能是感受的深浅如何，而不是批判的有力与否。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身是丰富、复杂和多义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具有多义性，作家所给出的往往并不是一个明晰的意义和答案，而是面对悖论性的生存现实和网结丝连的人生困境时的怅惘与苦闷。它给人的是感动，是心灵的敲击和震撼。人性生存的意义，只有到了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才会变得那么简单明了，而在文学家、艺术家那里则可能是永远破解不开的谜团。为什么这些年大家都心仪于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过去那种简单化的描写和对意义丰富性的伤害。
诚然，我们一向都在把十九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但第一，那是苏联的政治文学观念给予的命名，现在对于我们而言，它只不过是个指称的符号罢了；第二，如果认真审视一下就可以知道，被视为其特征的所谓“批判”，其实并不是缘之于政治、历史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作家的情感态度和对人性善恶的伦理性褒贬。而且这一切并不是由理性剖断来表达，而是经由典型化的集中，自然而然的体现于活灵活现的形象世界之中。比如巴尔扎克，他应该算是其中最具批判性特征的一位作家了吧？在他的作品里，他简直就像是悬在所有人物头上的一双审判的眼睛，清楚地知道在金钱已被异化为上帝的时代，他们的人性被残酷异化到何等骇人的地步。但这依然是其形象世界的特征而不是理性的宣判。的确，他自己曾明确表示过，他是主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人间喜剧”前言》，下同）来的。但是须知，他所理解的“意义”不过是关乎人性生存永恒性价值方面的思考，目的是为了“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这和人们通常的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我们再看看托尔斯泰，就更可以了解其所谓“批判”的特质和创作倾向的多样性了。与巴氏不同，托尔斯泰从来都不把自己凌驾在作品人物世界之上，他总是与人物们一起感受着人生的困惑与苦痛。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金钱对人性异化的惨烈，托尔斯泰则认为人性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事情，而是一个人类始终存在的问题，所以他关注的是人如何救赎和自赎的问题，满纸都渗透着他的真诚与善良，由此而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由衷的敬仰。
说来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对近百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略作回顾，对其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稍加检视，就会发现托尔斯泰和和巴尔扎克在其间所遭遇到的不同命运。总体上的接受趋势是：搁置托尔斯泰，曲解巴尔扎克。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潮初起之时，尽管在文学方面为其所倡导的“写实主义”主要接受的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的影响，欧洲的自然主义乃至成为一时被追捧的对象，但由于同时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托尔斯泰以其人道主义倾向和艺术表现的魅力亦曾被人们一度看好。但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因历史与政治观念的隔膜，他便日渐成为被贬抑和搁置的对象。在这方面，鲁迅和茅盾认识的变化最具代表性。比如茅盾，在早是“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从牯岭到东京》），但后来却就是“人生派中如托尔斯泰的意见，我却又不赞成了”（《告有志研究文学者》）。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时期，巴尔扎克似乎是遭逢了好运，虽然其“保皇党”的立场常被批判，但其自愿为历史家做“书记”的态度和以“批判”见长的文学倾向，则常常为人们所提及。但是，此时他以被严重曲解。他自己本来的表述是：“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但在我们这里，几个基本的概念都被改换内涵了。由上述这一变异的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走过的正是不断强化政治倾向和“批判”功能的非文学化的路子。但是作为今天的我们，也应看到许多作家在内心里却并不能因此就断绝了对更为文学性的现实主义的体认与向往。就如茅盾，直到1962年他在给庄钟庆的信中还说：“我也读过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可是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恐怕也正因为这一点，新时期前被认为正版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没有落到完全被异化的地步。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除为本文所指涉的这种主流性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如前文所涉及到的，在边缘处事实上还生存着与其对峙或者相异的多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流脉。我想，在我们当下对现实主义的重识与重构中，它们肯定具有更觉别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