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潮，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占据着创作和理论的主流，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曾被局限在单一的价值与封闭的框架内，其地位具有政治的独断性。新时期以来，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开放式的解释模式基本形成，但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这里发表的孔范今先生的《重识现实主义》，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解释力作。论文围绕近十来年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争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独特新颖的观点，得出了新而深刻的认识，并通过对现当代小说实践的分析，为其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文章非常大气，理论性强但不虚空，结论鲜明决非牵强，给出了进一步思索的理论空间。王庆的文章，以现当代小说中的大众语的演变及其命运为切入点，对大众语的形成、在各个时期的地位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价值倾向，值得一读。
　　——何锡章
　　
　　提出和谈论这一话题，我想还是要从1９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说起。
　　当时的那一幕我们当还记得。以“三驾马车”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取向，成为文坛一大亮点。但就在它以有别于我们传统现实主义的新范型对文坛形成一种冲击之后，所招致的却大多是批评性的意见。对其所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对改革现实的反映未达到“本质性”真实，显得表面而且片面；二是缺乏明晰的价值立场和应有的批判力度。
　　在近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所一向强调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很显然，当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制约的这种新的文学范型出现时，批评界拿来应对和强作解释的，仍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当时的批评，叫人总觉得有文不对题之感。当然，这种新意无多的同调批评也不会持久，一阵雷声之后即归于沉寂。我想，有一种情况1９90年代之后表现得比以往还要严重，那就是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发展的隔膜与脱节。我做我的，你说你的，看似相干实不相干。批评理论在此时的确也在追求新异，你们西方讲现代主义我也讲现代主义，你们讲后现代主义我立马也讲后现代主义，不是自主创新而是趋新逐异。我不是说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不应该向西方借鉴学习，也不是说西方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对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批评理念建构的根基在哪里，属于我们自己的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来者的特色建构又是什么？我以为在1996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之后，理论批评界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对传统现实主义作一相对沉静的认真的反思，对现实主义文学理念进行一种超越性的追问与重构，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陈旧过时的包袱一把扔掉，一步跨过了这道门槛往前竞相追新逐异去了。可有个基本问题我想是不能被忽略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实乃为文学活力的基本命脉所在，不管文学如何随时而进，如何变异发展，不仅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永不会断流，就是现实主义范型的文学也不会销声匿迹。就中国文坛的当代发展而论，不只是1996年前，就是在1996冲击波之后，作家们事实上也没有间断对现实主义自觉与非自觉的探索与表现。而且在我看来，在一些精英性的创作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丰富的突破性进展，而在看似很新潮的某些作品里，也蕴蓄着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质素。对此，我们的批评研究往往是视而不见，而一律以竞新逐异的种种新词语概之。这固然一眼看过去也觉生龙活虎，但在批评对象面前总免不了强作解人的尴尬。
　　有鉴于此，我以为有必要重提现实主义，重识现实主义，以冀从根本处重建关于现实主义的新理念。这不仅是对此前被忽视的一个学术环节的历史性补偿，同时更是当下文学理念科学建构的必要一课。
　　当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传统现实主义，是在近百年来由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和现代政治革命活动既对峙又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基本的文学理念，它虽然具体地表现为不同时段、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但却又有着鲜明的共同性。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两种基本范型，无论是启蒙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它们都无不属于历史工具范畴内的理念建构，且均以“进化论”为历史观念建构的支点。在写什么和如何写的根本问题上，它们都要求关注由其特定历史活动所规定的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题材，而且要求创作主体必须秉持由这种历史活动所规定的价值立场，能够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中表现出生活的“本质真实”。这种反映虽然也必须有对生活负面现象的表现，但那一定得是价值预设的对立物，且一定要以正义必胜的结局或喻示，表现出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它们同时还要求，创作主体必须具有极为理性的认识分析能力，在与该历史活动价值同构的意义上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判断和态度，以直追“实质”的批判力度来赢得表现的深刻。也许现在看起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机械甚至可笑，但由它们这种悖谬于文学本体特性的生硬与牵强，却不仅已经直逼到文学为何物的文学元问题，而且涉及到了文学与历史、文化、人生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因此，要在对其反思的基础上达至对现实主义的正确理解，决不是以一个“不”字就可以奏效的。情绪性的简单反弹，看似你远离了它，但骨子里左右你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则还是它的幽灵。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则是对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沉下心来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与辨析。
　　就我的理解而言，我认为目前亟待弄清楚的是下面两个相关的基本问题：一个是对现实主义所必须关注与表现的“现实”如何理解，一个是对所谓的“批评力度”又该怎样认识。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要求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特别关注，甚至要求其对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关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上，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以尊重表现对象的客观性，并由此构成有别于浪漫主义等偏重于主体性抒发的特定主客对话关系而显示其特色的。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对“现实”尤其是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关注，问题出在它先已改变了文学的基本属性，而且为其所推重的“现实”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又是由其历史立场和价值体系整饰改造过的“现实”与“问题”，也已经必然地在一定程度上或者简直就是在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与“问题”的客观真实性，甚至会导向对伪现实、伪问题的臆造。可以说，在那种推演到极致的传统现实主义模式中，所谓创作主体与现实“本质真实”的对话，实质上乃是作为历史价值主体的自我观照与肯定，与文学已经离得很远了。
　　在人类生存中，文学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因要为某种历史活动服务而存在的。说到底，它既是人类生命中的一种创造能力，同时又是人类生命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或者毋宁说，它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人类生命的存在，需要几个不同的世界来构成和维持。它既需要一个基本的物质世界来提供生命存在的基本保障，也需要一个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的世界来维护社会性生存的和谐与互动，还需要一个智力创造的世界来不断地完成前两者的有效生成与发展，并在其中使生命得到智力创造能力的自我体认与满足。此外还有一个情感与想象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文学艺术呈现出了自身的特性和价值。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生命的群体性生存，不论何时何地都注定地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生命欲求的无限性与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之间势必成为人类永远面对的矛盾，生存悖论自然也就成为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悲剧性境遇。在此种境遇中，生命所固有的情感因素和想象创造的无限性，便能发挥出可以慰藉、调节和平衡人们心灵乃至保证生命健全发展的作用。所以文学的创造，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只要还属于人类艺术正常范围内的创造，就无一不是生命有感于生存境遇或者说生存问题时的情感抒发和在想象世界中的创造，只不过现实主义的文学想象有如前面所言，更为重视所感受世界中的他者和感受对象的客观性罢了。由此说来，现实主义文学眼中的“现实”实际上并不同于历史变革者眼中的“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的作用也不能被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工具性的服务。有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就是当某种历史变革引发的社会心理反应与文学关注点共振性契合时，文学所产生的感受和理解与该历史变革取得了意义同构的效果。但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文学若是遗落了自己独特的眼睛，则也会丧失其独立性品格的。应该说，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现实”是丰富而多样的，即令是为传统现实主义所指涉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也不构成为文学的避离之地，只要创作者以文学的眼睛去看取它，以文学所看重的生命感受去感受它，就不会再有以往的教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