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他早年领导发动了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连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省潜山县。身为报人，却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前者投身政治，成为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后者以文为生，成为20世纪的文坛巨擘。两人均有着一段大毁大誉的经历。
    陈独秀长张恨水16岁，又同为安徽籍老乡，二人究竟有何关系？彼此之间有无影响？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后，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及发动领导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对青年张恨水以深刻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担任主编，他将杂志定位为《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①，以求得思想的解放。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的《青年杂志》正式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因此，陈独秀借改革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开辟学术文化自由园地之机，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至1919年4月底陈独秀离开北大、1919年5月4日他直接领导的五四爱国运动止，陈独秀的名字已是举国皆知。
    此间张恨水正值二十至四十岁，1915年、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由李君磐主持的“文明剧团”到湖南、上海、苏州、江西等地演出②，1917年与郝耕仁一起学老残“顺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③ 的旅行，1918年春至1919年秋，任安徽芜湖《皖江报》总编辑，其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张恨水“受到了很大刺激”，“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④，并在《皖江报》开辟“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⑤，并以芜湖人民爱国行动为素材，创作了小说《皖江潮》在《皖江报》上连载，宣传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但他自幼爱好古典文学，装了一肚子词章，对于新文学界主张文学革命的主张“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⑥。于是，1919年秋天，张恨水“要到北京去”，“我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他认为“还不失求学的机会”，“因为有几个熟人，他们都进了北大。他们进北大，并非是考取的。那是先做旁听生，做过一年旁听生，经过相当的考验，就编为正式生了。”⑦ 来到北京走上新闻道路后，终因为生活计，“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北大)读书了。”⑧
    张恨水曾说：“陈先生为皖人，是吾同乡”，“其在北大主掌文科学长期间，颇有作为”，“是乃皖中人之骄傲”⑨。从上述1915年至1919年近五年的时间内，陈独秀和张恨水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始终把自己视为陈独秀的家乡人和“后生小子”⑩，并以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同乡引以为荣。同时说明了陈独秀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张恨水产生的积极影响，以至于张恨水将这种影响延续到其《似水流年》、《现代青年》等小说的创作之中，从而引发了张恨水对人生、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
    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张恨水奔赴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希望成为一名北京大学文科注册学生的缘由。
    二、张恨水对陈独秀的是非功过表示一家之言，给予实事求是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结束了第五次历时五年的铁窗生活，几经辗转，进入四川，晚年的他，其思想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主张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二是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赞成国共合作。此时，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副刊主编，得以有机会和陈独秀接触，对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种了解和关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1938年初，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但榜上无名的结局使他处于尴尬境地。张恨水没有料到陈独秀会“名落孙山”。对此，张恨水发出了“三思”：初思“事颇不然”，继思“理有固然”，再思“势所必然”，(11) 并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文章，以老乡身份劝慰陈先生：“当参政而能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12) 即使被选为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家，则断然不能就聘。举世不乏英雄豪杰，不见几个为君哀，而乃“令世人所目为鸳鸯蝴蝶派之小说匠”哀之，并借金圣叹之言曰：“吾欲痛哭矣！”(13)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