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害得失的处心积虑，显然使舒芜的灵魂发生了可怕的裂变。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终于压倒了思想的原则和做人的道理，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在这位学者身上已经消弭了。
舒芜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查，对瓦解胡风“文艺小集团”无疑是个可喜的信号，《人民日报》6月8日即对该文转载，并加了胡乔木亲自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根据舒芜的检查完全坐实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存在。不久，他应邀参加北京“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他肯定从这里看到了自己命运某种转机的可能。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向路翎“进言”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立场和同“胡风派”们决绝的态度。果然，他很快调往北京，命运真的“转机”了。
六七年前的舒芜是个有清醒自我意识、清醒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他同胡乔木谈话中的表现，更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不畏权势、执着于真理的人格精神。这些本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说没有就没有了的，也不是三年五载的“思想改造”就能轻易瓦解的。那些年我们当然看到大批知识分子、甚至比舒芜出名得多的知识分子都乖乖做了“顺民”，虚心下气地“改观换魂”，但仔细看一下就会辨识出那其实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不得不以自我贬损的方式，以换取自己和家人生活的一点平安，在内心的深处和行动上，却大都在小心地守护着知识分子那不该泯灭的尊严和操守。那是一种“底线”。那“底线”就是他仅余的存在，失去它就等于他生命的丧失。我想，能写出《论主观》、并在胡乔木的教训中扬长而去的舒芜，断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然而，当他不再以思想的是非、而是以实际的利害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他的选择就与那些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大相径庭了。他有意通过发表在报纸上的检查顺手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卖出去，不但宣布对以往价值理念和独立精神的彻底放弃，也宣布了自己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接下去，他再故作姿态，“规劝”胡风们，就更是一种主动“依附”和“邀宠”的行为，说是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变节”和“背叛”，一点也不为过。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于无奈中虚于周旋，在顺随中守护着自我，一个是在恐惧中把自我和别人一同交出去，并以交出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两种情况最心知肚明的就是毛泽东。他多次说知识分子是“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要抹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追求独立精神价值的意义。他要改造知识分子，首先要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些“毛”对“皮”的依附。但他深知，政权在自己手里，让他们做“顺民”并不难，真正的依附却极不容易。看他们说得好听，但大都内心另有所想。所以，他一向对知识分子们心存疑虑和警觉，不管胡风们或其他的知识分子如何检查、批判自己，他都不予任何褒奖，甚至连个“态”也不表，整起来也决不手软，而对舒芜，却以上调北京为奖赏。
舒芜既然下定决心、不择手段地甘心“依附”，那下面的行为，什么交出胡风的书信啊，什么在林默涵的指示下对书信“分类”啊，对信中一些隐语、暗语、特殊用语进行“注释”啊，就都是很自然的了。这并不是如有些人分析的，在权力面前能不能“拒绝”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和胡风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只要主人需要就要做、也必须做的问题。
在是否主动交出胡风书信的问题上，舒芜一向辩解，认为是事出有因；一些他的同情者也多认为那是出于无奈。舒芜在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提到了胡风的书信，“没想到”《人民日报》向他组稿的女编辑要“借”胡风的书信去看一看，他以为“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来的信件交给女编辑”（注：此处引文见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另见《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没想到”这信竟到了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的手里……最后就是“没想到”这竟给胡风酿成了大祸。然而，在这一连串的“没想到”之前有一个肯定会“想到”的事实却被舒芜和他的同情者们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舒芜批判胡风居然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身为学者的舒芜不会不明白，他同胡风并不是以书信的方式进行公开论战，他引用的信只是胡风写给他的平常书信，它们就如闲谈一样，带有随意性质，往往率性而作，口无遮拦，公开的思想辩论，是断不能以此为依据的。把人的私下信件公开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说别人如何如何，给别人下各种结论，既为学术规范所不许，也是有损学术道德的行为。他既然在公开的文章中不顾规范和道德引用了胡风的私人信件，那就无异于向社会公开了这些私人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既是公开了这些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那编辑的“借”看，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她“借”了，再把它交给林默涵，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妥。所以，至为关键的还是舒芜在公开文章中对胡风私人信件的引用，说什么“没想到”，不过是托词而已。事情再清楚不过：舒芜既然已经把他自己的“自我”完全交出，既然在交出“自我”时已经毫无顾忌地把别人出卖了，此时他还能有守护别人的“自我”的意识吗？既然能把“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的“自我”顺手交出，再“顺手”把自己掌握的胡风的“自我”交出去，不是很合逻辑的事情吗？
我们看到舒芜一连串让我们极为惊诧的悖于常情、常规、常理的行为。事实上这不难解释，一个人只要突破了“自我”这个人格底线，那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那时，再按常情、常理、常规来衡量他，可能就不大会说得通。
舒芜之所以被学界一谈再谈，既因为他行为本身的“超常”，更在于他行为的后果。胡风事件从“文艺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又到“反革命集团”，株连数千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文字狱”，舒芜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假如他的“依附”乃至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背叛，仅仅涉及到他自己，或只是造成了某人、某些人的不幸，也许人们早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偏偏胡风和胡风的朋友们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株连深广的“文字狱”在中国知识界又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给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痛。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这惨剧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一笔中当然也就少不了舒芜这个另类角色的名字。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舒芜的表现和他在“胡风集团冤狱”中所扮演的角色，触及了中国文化、道德范畴中太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最崇尚气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士子最为崇仰的道德境界。这“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一种真理的坚守，对一种信仰的忠诚，对同自己生命紧紧相联结事物（这里有邦国、有父母，也有夫妻亲情、朋友情谊）的生死相依和不可动摇的情怀。人们对“气节”的崇仰可以说是超功利的，即使对敌对政治集团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能超越利害给予特殊的尊敬（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实例也很多）。可以说，这种“气节意识”已经深入于中国文化的血脉和中国士子的精神骨髓，想彻底泯灭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也是一种人类性的美德。这种超越于简单利害之上的形而上追求，才真正属于人类。它并不针对哪一种具体的权力，也不在于某一政治权力是好还是坏，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它要的只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一种不可或缺的个体性存在。这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的铭文中所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地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遗憾的是舒芜正是公开背叛了这种精神价值。
当然，舒芜的“背叛”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现象。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承认这种“超阶级”的精神价值的，它把一切都“阶级化”，物质利益化，并不遗余力地阉割和解构“气节”的精神实质，把作为伦理精神的“气节”政治化，用“反革命”的“气节”这种政治定性，彻底把它从伦理文化中开出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气节”如同“自由”、“人权”、“民主”、“人道”、“自我”、“主体”、“独立”、“独特”……这一类精神价值一样，基本上从中国的语码中消失了，而代之以“从属”、“服务”、“无我”、“听话”、“螺丝钉”、“驯服工具”、“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这一类“革命伦理”，并进而把“忠诚”、“坚守”属于“气节”范畴的伦理精神直接置换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坚守”——“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窥人隐私、看他人日记、拆别人信件、打“小报告”、“背对背”揭发、告密诬陷、出卖朋友乃至师长……等等为传统伦理所最不耻的东西，都可“以革命的名义”畅行无阻，甚至受到革命的鼓励。道德伦理意识已经荡然无存，一切都为披着“革命利益”外衣的最卑下的利己主义所取代。舒芜的行为就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当然并不特别让人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文化对于年轻一代诚然具有他们难以抗拒的同化作用，对于舒芜那一代知识分子却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消弭的。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都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能地抵制着它的同化，即使孤立无援，危机四伏，他们也要维护那为人在世的起码德行。这也正是舒芜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为人私下所不耻的原因。
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华民族，应该对“气节”这样的精神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要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连“气节”这样的伦理精神都踩到脚下，那就是他的自毁和自戕。强劲有力的个体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也就不再存在。一个民族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伦理守护，这民族是相当危险的。
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以为学界特别重视，并成为迄今为止一个经久未衰的话题，也许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