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需从舒芜《论主观》的文章说起。1945年由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主观》之后，立刻惊动了共产党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此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在中共党内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至高无上领导地位，而胡风的杂志竟在此时发表舒芜这样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文章，其严重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早在1943年11月，也是整风刚过去不久，中共中央就曾对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的“离经叛道”提出过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能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其中的××，即胡风，×××、×××，即乔冠华、陈家康，他们都属于周恩来身边的所谓“才子集团”，在延安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正是他们著文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毛泽东的《讲话》要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区别对待”。《希望》此时又发表了《论主观》（接着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在毛泽东那里，显然要由此联系到两年前的情况，并视为对他权威的一种挑战。毛参加“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立刻派胡乔木再次前往重庆，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前，就舒文黄药眠曾著文《约瑟夫的外套》予以批判，周恩来也曾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进行批评，但火力似乎不猛，范围也很小，收效不大。胡乔木到重庆后先找胡风谈话，但文艺思想的问题始终谈不到一起。接着又找舒芜。“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到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在周公馆的谈话，除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党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它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的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下午因为胡乔木有事没谈成，本来陈伯达也要来同舒芜谈，但舒已经买了船票就“婉谢”了。（注：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见《思想的时代》，6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
从这两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一个普通作者在一份远在重庆的共产党外围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异见”，毛泽东就急匆匆地派自己的意识形态助手亲自跑到重庆去找当事人“谈话”，一次不成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胡乔木不成，还要陈伯达再谈，我们一方面看得出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以自己的思想统一人们思想的意识是极其强烈、也是极其霸道的；另一方面也分明看出毛泽东对舒芜“主观论”的极其重视，因为那“主观论”通过一种哲学思想的阐述，强调了恰是通过延安整风所极力消灭的知识分子自由精神（资产阶级思想）。舒芜在文章中分明谈到“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地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今天由于批判地接受遗产这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为鲁迅先生所斥责过了。”他还反对用过于简单的“楚河汉界”的阶级分析方法判断生活在错综复杂社会中的人，批评了文坛学界中“党同伐异”的各种宗派现象，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属于“自由”、“民主”、“个人”、“个性”、“主体”、“自我”这一类自由主义思想范畴，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它们部分地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守护着，如今又通过舒芜的文章公开地张扬起来（舒芜甚至在文章中声明，他文章的思想，“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让毛泽东十分警觉，也格外愤怒。然而，舒芜的头并不那么好剃，两次谈话，拍了桌子，也没有压住，竟自扬长而去。这里毕竟不是延安，可以像对待王实味等人那样，抓起来，或直接压下去。怀有异见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一个生存空间，他们在这生存空间毕竟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如此，一下跳到了六七年以后。
这六七年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形势大变，“思想专政”的大网已经撒向全国，舒芜原来可以同胡乔木“辩论”并扬长而去的“生存空间”已经荡然无存，胡乔木，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曾与之论争过或与之有过恩怨过节的共产党左翼文化人，现在都成了文化界握有予夺实权的领导。如果此时舒芜联想到六七年前的往事，对自己的命运有些担心，我们不会感到不可理解。他那两篇文章，胡乔木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两次不愉快的谈话，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桀骜不驯，都可能使他今后的生活蒙上阴影。虽然他偏居一隅，还当上了南宁一所中学的校长，又兼着“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南宁市人大代表”这样一大堆荣誉职务，但要求思想高度统一的共和国体制，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势和不断深化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毕竟从根本上决定着他的命运，逼他时不时要想到自己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能怎么办？从道理上看，他说来说去也是思想的问题、理论的问题，或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他那样看了，那样写了，也那样坚持了，那是他的思想，他的学术，就算是那些思想不对，“真正发现了错误”，“要严格地批判”，但总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吧。况且，思想和学术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定得出是非的，思想和学术的是非也不该由强权来确定，而要通过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研究和探讨来明辨。退一步说，就算是他那些思想、理论都要不得，都要改造，反正大家都是在“长期改造”，他充其量在“长期改造”之外再同胡风等人一起被“长期批判”就是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一个学人，还是做他的学问就是了。……我想，舒芜能这样想，可能问题就简单多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想也太书生气了。是的，是很书生气。可是既为“书生”，还是书生气点好。书生的价值也可能恰恰在于学问上思想复杂，生活上却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有时，这也未免不是一得。但此刻舒芜的思想肯定不是这样，他要比书生的思维复杂得多。往事可能已经成为他一个不小的心结，利害得失的问题，何去何从的问题肯定会不断在脑里盘旋，而关于自己思想和学术的是非和价值的问题，肯定已经不在头脑中占据多大位置了。这样，他的思想动态和生存表现就开始从学者（书生）的常态中分离出来。他陷到了六七年前的往事里。然而，他越是处心积虑想到那些往事，那些往事就越是对他形成压力，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把喷嚏打到长官后脑勺上的小公务员似的，为恐惧所折磨，而且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造成无以解脱的精神重负，而主动检查，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就越强烈。我们还可以估计到舒芜一旦陷入这种思维里，他同胡风的关系也会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只在观点、思想上与胡风大体相同，他的文章还发表在胡风办的刊物上，他还同胡风及其朋友们过从甚密，胡风及其朋友们正被官方不间断地批判、围攻着，处境险恶，今后如何难以预料，说不定自己在官方那里也成了胡风同伙，自己同胡风及其朋友们竟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然而，这情况就不能改变改变吗？为了不陷入这不幸里，他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主动把自己同胡风分开呢？他要先胡风们一步，主动检查，有一个决不同于胡风及其朋友们的姿态，会不会扭转他的不利局面呢？最后，他肯定还会想到如何检查的问题。他可以在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会上检查，也可以向共产党的组织书面检查，甚至可以给胡乔木写封信，反省一下六七年前的文章以及胡乔木帮助自己、自己执迷不悟的往事。当然，也可以像后来那样，写出文章来，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几种检查的方式相比，当然还是后者更有影响力，也更能显示自己同他们彻底分道扬镳的决心。当然，就是公开写文章检查，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从常情、常规、常理来说，他应该只检查自己，不涉及别人，就算是知道别人如何如何，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该由自己来说；如果另有心结、另有打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后来的情况是舒芜公开写了文章，而且完全违背了常情、常规和常理。他不只是痛心疾首地检查了自己，还特别把“我”放到了“我们”中，通过自我检查的方式，仿佛漫不经心地顺手把他往日的朋友们捎带出来。
他检查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文章中指证那个“我们”，是“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
他说：“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5月12 日的‘文化简报’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几年。”
他还说：“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