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章对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看法，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小资”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延安还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政治”上的规定。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论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关系，并且规定了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所持的态度。该《决议》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1931年至1935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也最大”，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 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决议》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 三个方面具体言说了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着重谈到了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小资产阶级 分子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危害：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 ，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党员，虽然在组 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如 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 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 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 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 议通过)，《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 1年，第11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正因为如此认识理解“小资”问题，所以，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被当做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说，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党八股“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注：见《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39页，638页。)1942年6月2日 《解放日报》的社论强调：“整顿三风，就是运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 思想，去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程度。”( 注：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第1版社论《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
当然，毛泽东等人的整风运动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直接针对王明等的政治路线及其拥护者和随从者；(注：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总第5期，1993年11月。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相关的部分，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为了“共产党能够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整顿三风”“非有集体的 行动，整齐的步伐，不能成功。”(注：《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第1版。)但是，我的关注重心则是，整风中的“小资”话语 对生活在延安语境中的文人、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第一，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被认 为具有如此尖锐的政治意义指向(“亡党亡国亡头”、“篡党”)，那么，《讲话》所说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该是多么严厉的批评；而“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或与此相关的语词，又频繁地被当做文 学领域中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便具有了多么严峻的意义；“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的文艺工作者将可能怎样思考、转变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第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当做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当做否定、批判的对象，那么，注重个人独创性的文艺家将如何对此进行调整?第三，《讲话》从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出发，批评了人性论、人性之爱等文艺观念，对“写黑暗”、“杂文时代”作出了具体评判，并且指出：马列主义“决定地”、“应该彻底地”破坏一些创作情绪：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注：毛泽东《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讲话》的这些相当具体的意指对象，包含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多种流派、创作思潮和写作技法。这样为文学圈定相 当明确的界限，作家们将如何进行个人的创作选择?第四，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或 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个性、人性、温情等等，被不同的人述 说时具有不甚确定的内涵，因而也就具有了广阔无边的“能指”，如散漫、动摇、不能 坚忍、自私自利、片面性、狂热性、寂寞、苦闷、悲哀、忧郁、凄清、温暖等。这种述 说方式和述说内容，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时，也变成了一种阔大无边的空指；作家们(知 识分子)被要求改造的思想，也变成了散漫无际的原野。小资产阶级的边沿越来越扩大 ，被否定的内容越来越多，能够允许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 范围里。
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文件的核心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它说明了“小资”思想意识的严重性及其具体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地对一系列有关“小 资”的文艺问题提出了要求。那么，这些思想是怎样“从上到下”地被要求实施的?换 言之，“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话语是怎样“运作”的?这些运作方式对生存于这样空 间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喧嚣，又很微妙；表面上看，似乎是外在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联系着每一个作家个人的内心问题。我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过多地铺叙材料来实证作家们所受的影响，以及这影响之于他们思想“转变”的翔实历程，而且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作家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其内心的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种种参差错落的情形。猜测文人的公开文章与私人情感的复杂关系，可能会使学术研究自身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和不堪一击的陷阱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忽略“小资”话语的运作方式，对文人们思想取舍、艺术褒贬、人生态度的巨大影响。
在这里，我主要从整风期间《解放日报》里反馈出的当时要求学习与检查学习的一些 信息入手，来窥探整风文件和《讲话》的流传势态与被要求实施的情形，以理解“小资 ”观念可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冲击力量，可能对文人思想构成的规范心理。
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
以鲁艺的学习情况为例。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大体黑字的标题：“联系实际掌握文件，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教育方针有无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 提高’离开现实变成了空架子!”并具体地报道了鲁艺学风文件学习过程中讨论的一些 问题，附录了学习后的考试试题。(注：鲁艺学风文件学习的考试试题为：你参加这次 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改变在什么地方? ……此外，每人必须在下面三题中再择一题回答：(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需要你参 加一种艺术活动，而这创作，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这时你采取 什么态度?假如不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假如做，怎么做法?如何做好?(二)“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这句话如何了解?并以亲身经历的 例子来具体说明之。(三)研究文件，你读书方法有何改变?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 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第2版。)此后3个月，《 解放日报》又报道了鲁艺党风文件的学习情况：鲁艺党风学习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开始 讨论反对自由主义。周扬的总结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研究和检讨了鲁艺存在的多方面 问题，指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偏重技术忽视思想意识、“个人第一，艺术第一”、“ 人性论”、“天才论”、“温情主义”等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周扬作了深刻的自我反 省和批评。(注：见《解放日报》，1942年11月8日，第2版。)
关于当时延安学习的整体情况，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说，三个月来，中央直属近二千二百人进行了学风学习，“每个人都经过从啃字句，记概念，以至反省实践阶段。”“我们此次总结要从每个机关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着手，要从每一个人的质疑、发言、笔记、测验、反省与工作的各方面来看这个人的学习的效果，就是说要具体了解每个人的学习动态，才能估计一单位—机关的动态。”“为达此目的，我 们要发动每个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来进行总结。”(注：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 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康生在《目前延安整风学 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中，也强调了“必须检查各单位思想领导上有无缺陷”： “根据每位同志的发言，谈话，笔记，行动，来检查每个同志的思想行动，有无显著的 进步，是否言行一致，来断定该部门该小组学习领导与学习成绩的大小。”(注：康生 ：《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 第4版。)
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学习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在延安随即开始了对这一文件的学习。在处理方式上，运用和发挥了学习整风文件时的诸多办法。
《讲话》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便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党收到这一文件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注：《中央总学委通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第1版。)
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特别针对小资产阶 级作家、知识分子，强调了学习文件的重要性。它首先指出，《讲话》是“党对于现阶 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次，它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 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 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 不可能彻底地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各根据地的党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依据《讲话 》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它特别强调：“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 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 这个文件。”(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第1版。)
《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作家们谈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和《后悔与前瞻》、舒群《必须改造自己》、陈学昭《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等等。
当然，任何新闻报道，尤其是激情性大运动中的事实概括，都可能掺杂着某些激情膨胀式的水分；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有意夸张或缩减事实的面目。报纸上关于延安整风文件学习情况的报道，也可能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出入。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对于学习文件的态度、对于诸种行政要求的心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对于自身与文件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各各不一的。但是，不管怎样估测学习文件所可能具有的伸缩弹性，都无可否认，这样逐字逐句、发言笔记、讨论考试、人人过关的学习文件方式所可能构成的强大的话语冲击力和情绪氛围；都难以想象，那些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种种概括、那些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将可能在人们心中产生多深多远的波纹和波长。艾青曾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后来又根据《讲话》等写下了《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等文章。40年代后期，在华北联合大学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80年代，耄耋之年的艾青回忆《讲话》时，曾这样说：“现在，事隔四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经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注：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三、延安文学批评中的“小资”话语
用“小资”语汇进行文学批评，或者围绕着“小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1942年以前在延安并不太多，也能够听到对“小资”不同的评论声音。譬如1942年1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林昭”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反驳了欧阳山的文章《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品的批评。(注：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就商于欧阳山同志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第3 卷第2～3合期，1941年8月20日。)林昭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不同特点和道路，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灰暗 阴郁悲观色调，“是一种向上的不甘于现状并企图冲破现状的苦闷和烦躁”，不应该否 定其意义和价值。林昭在文章的末尾强调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 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像林昭这样，通过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具体作品进行评论阐释，从而对中 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进行价值评说和“估计”，其行 文的方法和结论，当时并不多见。
但是，1942年以后，文学批评里的“小资”已基本变成贬义了。
1942年以后至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树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旗帜，这几年之间，延安的文学评论主要以否定性的“批评”为主。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资”变成了重要的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可能与“小资 ”有关。延安有大量的作品被列入“小资”行列，遭到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何 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上写知识分子的作品、 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 辛的《春夜》等，都主要以“小资”为理由，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个人主义” 、“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歪曲了劳动阶级的人物”等，受到指责。还有些批 评文章，虽然没有用“小资”语汇，但针对的问题却是与此相关的，如金灿然《论忘我 的境界》谈个人利益与民族阶级利益的关系，(注：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 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杨思仲《关于题材 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注：杨思仲《关于题材 问题的一理解》，《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说， “写熟悉的题材”被文人们错误地解释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 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 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注：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解放日 报》，1942年8月22～23日。)
这里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有过较为重要影响的延安文人对“小资”问题的情 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尤其是40年代前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外来文人，如丁玲、 何其芳、周扬、艾青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路：丁玲的表述是“洗心革面”、“脱胎 换骨”的“沉重”、“痛苦”；(注：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里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4页)。另外参见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8～609页)。)周扬是思想“突变”的“空白”；(注：参见拙文《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何其芳则是非常兴奋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延安的大多数文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条轨道，即，从当时被概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及其文学创作之路”转变到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轨道”中。何其芳的文字留下了较多“转变”的痕迹。
大学时期的何其芳曾经迷醉于中国晚唐的哀艳诗作和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虚无悲观情调的作品，其《燕泥集》、《画梦录》沉溺于书斋“画梦”。1936年7月，何其芳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宣称要为自己既往诗歌“唯美”的创作风格和生活道路“送葬”，“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参见何其芳的诗《送葬》、《醉吧——给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云》以及散文《刻意集·出版序》等。)1938年8月底，何其芳到延安后，“旧我”与“新我”发生了“矛盾”、“争吵”、“排挤”。(注：参见何其芳《夜歌·后记》以及《夜歌》的整部诗集，重庆诗文学出版社，1945年5月出版。这部集子的诗 作收入到《何其芳文集》第1卷时，有较大的改动。《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2～1984，以下版本皆同此。)在何其芳的这些文字里，基本上没有出现 “小资”字样的表述。1942年5月以后，“小资”语汇在何其芳的文章里开始大量出现 。他把自己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进行自我批判；(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 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把自己过去的思想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 想予以否定：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弱小人物、心灵的损伤、个性的可贵、美丽 的空想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软弱、伤感、消极等，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注：参见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论文学教育》、《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 。)此外，何其芳还对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话的文学 观，予以了批评。(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45 ～46页。)40年代末，他甚至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思想也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 列，(注：1946年，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里，对于信仰胡风“主观论”的王戎文 章进行了批评。1949年，何其芳的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又特别批评了王戎 的文章。胡风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正文里，但何其芳却在注解中，详细地排列了胡风 的书和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并且说明了王戎观点来自胡风。所以，这篇文章的矛头，对 准的是胡风。)并特别指名王戎的《从＜清明前后＞说起》、《“主观精神”和“政治倾 向”》“这样的论点和与这类似的一些论点正是在实质上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 ”。(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一文中多处指出，坚持“主观论”，“实质上 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抗拒”(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 该文收入《何其芳文集》第4卷时，所有的“抗拒”一词都改为了“反对”。)
美丽的空想、人类爱、个人主义、温暖、快乐、善良等，是贯穿何其芳《画梦录》、 《预言》、《还乡记》、《夜歌》等1942年以前所有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情感基调， 是他过去艺术生命的基本组成成分。现在，何其芳把它们都归类为“小资”思想情调， 在观念和态度上，一概予以了否定，其主要理由是：妨害了对新社会现实的理解，容易 产生不利于新社会的观点，并可能成为“党”的对立面。(注：见何其芳《论文学教育 》，《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这样，何其芳将自己摆到“新社会”的制 高点，否定一切与新社会不相容的异己。何其芳的创作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白期。19 42年5月到1949年，写作一直勤奋而多产的何其芳，仅仅发表过三首歌唱民族群体的“ 白天的歌”。(注：此说依据《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 )上所收集的诗作。)
然而，何其芳的的确确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接受这些新思想的。毛泽东“讲话”后不 久，何其芳写完长篇大论《论文学教育》后，说：“我颇有些兴奋。”(注：何其芳： 《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第4版。)1943年，中央组织文艺 工作者下乡，让他们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何其芳也是“兴奋”。(注：何其芳：《改 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第4版。)1949年，何其芳把延安 整风后写的文章编集成《关于现实主义》时，“我仿佛还能从它们感到当时的一点热情 ”，因为，“我写这些文章来企图宣传我所理解到的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充 满热情”。(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见《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 店，1950年3月，第34页。)“我仿佛望见了一个未来的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的灿烂景象 。”(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54页。)通过 学习“革命理论”，何其芳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他认为，评价一种理论或文学 作品，“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注：何其芳：《论文学教育 》，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真正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当 前实际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产生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打中那要害，给予科学的解 决。”(注：何其芳：《杂记两则》，《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第4版。)他谴责 自己：“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 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 烈烈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注：何其芳：《谈写诗》，《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61页。)其次，何其芳以为， 中国“要在几十年中走完欧洲几世纪的旅程”，(注：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论 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第4版。)必 须凭借革命的理论，迅速跨越资本主义时期，向更高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注：何 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98页。)因此，自己原来的那些思想 ，还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过时”，(注：参见何其芳《论鲁迅的方 向》、《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38页，第191页。)应 该无所惋惜地抛却，坚决彻底地改造、转变。第三，何其芳还用“群众化”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接受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改造。(注：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 》第3卷，第79页)、《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57页)。)
1942年至1949年何其芳思想转变的过程，大致可以视为，他用在延安接受的革命理论取代旧有文学观念的过程，更明确而简单地说，是用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过程。从何其芳的思想转变理路里可以看出，文人接受“小资”话语，不能普泛地简化为被动的、直线性的“语境压力”、“强势所迫”，这里还沉淀着延安文人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些思想情结、文化心态和情感需求等多方面 问题。
类似于延安众多文学批评和何其芳进行自我认识文学评论时以“小资”作为主要的标准，围绕着文学作品如何写知识分子(或者是怎样写群众)问题来进行评论的趋势，在40 年代末，通过邵荃麟主编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茅盾等8人为编委的香港《小说》 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香港海外版)、香港报纸《华商报》，以及国内的 成仿吾等主编《北方文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编的《群众文艺》等报刊，进一步延 续和扩展了。譬如，胡绳的文章《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评姚雪垠的几篇小说》、《 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对于《青春的祝福》、《春暖花开的时候》、《北望园的春天 》等作品的批评，无咎的《读＜引力＞并及其他》批评李广田的小说《引力》，适夷《虚 伪的幻想》批评路翎《饥渴的兵士》，史笃《评艾芜的＜山野＞》等，“小资”都是重要 的评论准则，其批评焦点，主要盘旋在“小资”问题上。
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之一，承袭着左翼时期的某些文艺思潮，由延安继续扩展，又向全国蔓延。它关涉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问题，同时，其中所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政治态度，也随着关于“小资”的文学批评文章得以扩展和蔓延，构成延安文人乃至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影响其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由于“小资”的边界被无限制地宽泛化，以至于有人辨不清楚其具体内涵。1945年6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读者意见《我们需要文艺批评》里说，对于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有人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斗争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性格，有人却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战斗的气氛。“读者意见”说：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希望延安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同志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这样的疑惑意见，刊发在《解放日报》上，大概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上所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从批判王实味到延安整风运动被当做使用密度最大的语词之一，从毛泽东《讲话》到延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原则的规定，还有这些语汇与行政机构结合后的运作流转方式等，可以说，这已经构成对延安文坛发生极其重要影响的“话语事件”。(注：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33页。)这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学”等，作为当时人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学的对立面，以水火不容之势，迅速地整块地遭到 排斥驱逐，丧失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五四时代所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启蒙工具等思想观念，被包裹混杂在“小资”话语中受到摒弃，或被进行了“无产阶级化”的改造；五四时代部分文人所曾热情译介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倾向和艺术技法也被归类到“小资”话语中受到质疑和驱赶。延安文学的历史正因为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抽空”、排斥、驱逐所导致的理论和 文学实践的变化，而显示了其阶段性的特性。这对于创作流派的多元化和文学思想百家 争鸣局面的形成，无疑是一种斫伤和重创。
从文学审美原则的探索到文学创作批评范式的建立来说，“小资”话语作为一种批评原则的“合法性”使用以及“小资”具体内涵被确认的“非合法性”相交融，还有“无产阶级”(或“工农兵”、或“人民大众”、或“革命群众”等语汇)与“小资产阶级” (多重内涵)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尤其是“小资”思想被意指的严重性 ，对于文人们的自我认识、创作指导、审美趋向、文学批评以及思维方式的规范限制力 量，是难于估量的。换言之，延安时期文学历史的递变和延安作家的思想转变，究其深 因，“小资”话语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言语中介。
从“小资”话语所指涉的社会阶层和具体使用的意义上说，“小资产阶级”主要意指着知识分子(作家被包括其中)，与工农兵既形成一种等级的序列，又构成明显的对立局 势，两者之间变成了“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幼稚可笑的人”—“英雄”、“ 忏悔者”—教导者、受教育者—教育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这样的话语使用对于构造历史所显示的力量，也是难于估量的。“小资”话语在延安时期后几十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趋向审美特性，甚至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方式、情 感表达形态、乃至日常言语的使用，都烙刻了或显或隐的痕迹。
事实上，在延安文坛中，“小资”话语表现的具体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它在多重话语(如当时介绍的苏联无产阶级思想—中国本土的工农兵方向—军政人员作为新读者群的文学要求等)和特定语境(民族战争—政权局势—地理环境—不同层面的文化人等)之间的 互动关系中呈现其独特的意义。“小资”话语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的命运也是奇诡多 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政治意义里的“小资”话语，涉及到他 们之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文人的未来新中国梦想、个体人生理想等多重思考方向和道路选择时 极为复杂的心态情感。鉴于这一课题既有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篇幅，我在这里只是大体 梳理了“小资”被表现的线索以凸显这一问题之于延安文艺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问题 所牵涉的复杂方面，故而评价时便不能一概而论地或褒或贬，本文只着重分析了延安对 “小资”问题的认识、处理方法和结果对于新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弊端。所有的目的都在 于，希望有更多的思考维度、更为细致的关注层面纳入到延安文艺的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