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小资话语”，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来使用：第一，“小资产阶级”的言语表述和相关指称；第二，表述对象与表述主体，即“谁”在说什么涵义的“小资”；第三，“小资”语汇运作流通的情形。)那么，“小资”话语在当时主要意指了什么?它们在延安文坛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在流通?它们怎样影响、规范着延安文人的心理情绪 并导致其思想创作文学批评的变化，进而形成延安文艺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点?这些是 研究延安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王实味的文学思想与批判王实味风潮中的“小资”话语
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为了较为恰切地说明王实味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当时批评界对他所概括的“小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先用一些笔墨来描述王实味事件以及王实味的文学思想理路。
1942年王实味受批判，(注：毋庸赘言，“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在我看来，“王实味事件”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1.政治方面的问题。王实味当时被判定的“顶级 罪”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共产党曾不断地致力于“锄奸”、“审干”工作。 2.思想方面的问题。王实味事件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批判王实味来批 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3.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观念的 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即文化人的文学观念和党政军人对文学的要求所构成的冲突 ，是形成“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原因。4.文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化道德的问题。此外 ，王实味事件还有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叉混杂在一起， 酿成延安文化界的一大风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 》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 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 42年6月16日。)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黑暗’，随处散布着灰 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单调’，‘枯燥 ’，‘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升平气象’， ‘自私自利’，甚而至于‘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人间 地狱’”。(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在这里，我不想如90年代以来某些论文从“真实论”角度出发，来为王实味辩护，我首先关注的是，王实味极力凸显、描写“社会黑暗”的心理原因和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
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他的父亲王言炳举人以私塾先生为职，家道清贫。王实味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大学，却因家境困顿而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不支而中途辍学，只得到驻马店做邮务生。贫富不均给心性颇高、学业出众的王实味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痛。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留下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印记。(注：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第二章《前清举人的儿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
《休息》主要由秋涵写给实薇的十一封信组成。(注：本文所引用的王实味作品的文字，均出自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秋涵自命为时代“觉悟的青年”，嗜读新文化刊物(小说三次提到他阅读《创造周报》，另外有《东方杂志》)。在将近4万字的篇幅里，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着自己中途辍学、初涉社 会时种种驳杂的思想情绪。作品反复渲染、时时出现且贯穿全篇的“最强音”，是对社 会黑暗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诅咒情绪：因为没钱被迫废学而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愤 怒，因为邮政组织行政的“阶级森严”、薪金制度的差别而“痛恨切齿气愤填膺”。主 人公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现象特别敏感细腻，特别容易情绪波动并燃烧起“蓬勃的心火 ”。他眼中的“国体”“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他看到的民众“蝇营狗 苟醉生梦死”。他简直是用“黑暗”的眼睛在看社会：“在我们这病入膏肓的中国，什 么事不是包脓裹血乌烟瘴气呵!”主人公也说到邮局某些人曾给予他生活的温情、亲人 给了他“爱”，但从作品全部的谈吐来看，这些温情、关爱，并没有改变他的社会“黑 暗”论，反而更凸显了他对“人的爱”的向往，加剧了他“灵魂枯焦的精神上的痛苦” 。在个人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上，主人公的自我定位是：做一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与 社会“搏斗”，“复仇!复仇!我们要复仇!打它个落花流水，重新建设我们理想的世界! ”
与《休息》所表达的“社会黑暗—反抗复仇”的思想情绪相似，王实味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毁灭的精神》也通过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鲜明地表达出对贫富不均的等级制度的痛恨，对贫苦人悲惨生活的愤怒，并且安排了主人公反抗的 情节。
像王实味这种强烈痛恨社会黑暗的思想情绪，作品人物和“社会”处于激烈对峙状态的表述，是贯穿20年代文坛的一种主调，尤其是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里，如郭沫若《女神》的“宇宙呀宇宙，我要把你诅咒”、郁达夫仇恨“金钱”社会、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我恨死了北京”、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人类的世界，全是肮脏，全是黑暗的”。鲁迅更是一直在“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注：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戴着“黑暗”的眼镜看社会，是“五四”后为新思想所唤醒的很多青年共有的特性。鲁迅谈20年代中期的浅草—沉钟社时，曾分析过这种思想情绪：“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
日本学者青野繁治曾经运用心理学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剖析莎菲与周围人的强烈对立情绪，并认为这是青年融入社会以前的普遍精神特征。(注：青野繁治：《莎菲女士的普遍性》，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王实味的作品。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个人和社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在王实味那里，这种和解一直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危机”冲突，反而因为他所尊重爱 恋的女共产党员李芬的惨死，心灵受到更加强烈的刺痛：“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 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 黑暗的社会!”(注：王实味：《野百合花》。)
敏感于社会的“黑暗”面，痛恨于国家的“丑陋”处，使王实味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情结”。他充满了政治热情，格外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注：参见宋金寿《为 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收入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 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第90页。)尤其是向往“消灭资本主义 制度”、“消除贫富阶级的差别”的“大同世界”。(注：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引用 了孟焦瓒1978年在台湾《中外杂志》第33卷第6期上发表的《往事·故人——悲剧人物 王实味》中的文字，其中王实味与朋友畅谈政治问题。(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另据黄书记载，王实味有一次回乡省亲时，曾就 家庭经济管理实行“改革”(见该书73页)，其做法有些类似共产主义所描绘的“各取所 需”模型，这可能是王实味在小说《休息》中所拟想的“人类的应有的社会”。)在小 说《休息》里，王实味已经表现出了对“人类应有的社会”、“合理的美的社会”这样 的政治乌托邦的向往；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反衬，才导致了王实味在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政治焦灼心态”，才会对现实黑暗持一种极为强烈的仇恨之情。这里的王 实味甚至表现为一种由“点”及“面”的直线思维：有一“点”不如意，便直接否定“ 面”的意义。他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更不愿意那种四平八稳的“辩证”思维。
从上述对王实味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出于对金钱世俗、贫富不均、等级制度、世态炎凉等现实社会现象的强烈愤怒，出于对“人类应有社会”的热烈渴求，王实味通过他的作品推导出“社会黑暗”的基本结论。他所描述的主人公总是与社会环境处于激烈的对峙、交锋状态。40年代，王实味在延安创作的杂文《野百合花》里，叙述者所表达的现实生活缺少“关怀”、“爱护”、“温暖”，赞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的“生命的新锐的力”，提出“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等，这些思想都是他以前作品思想的延续。这些作品里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世的态度，实质上折射的恰恰是“五四”时期的民主、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与王实味1925～192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所受的现代教育应该是吻合的。
与这种感知社会的态度和批判黑暗的社会观念一致，王实味在文学观念上，主要承袭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这些理解“艺术家”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篇文章谈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也可以视为是脱胎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注：鲁迅曾经谈到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冲突”。1927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的《文 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 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骚动者……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第113～119页)
鲁迅后来的一篇文章《文艺与革命》中，首先引用了冬芬的信。冬芬的信一开头便说到鲁迅那篇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4卷第6期)。)王实味还直接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说到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看到自己战侣的灵魂中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1942年，王实味在反驳齐肃对《野百合花》的批评时，“以现代的鲁迅自居”。(注：见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王实味不仅仅在认识社会理解文学的观念上与“五四”相通，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深深地刻烙着五四时期创造社、鲁迅作品的印记。当时就有文章指出，《野百合花》“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他的小说，除了上述《休息》、《小长儿与荔枝罐头》之外，还有《杨五奶奶》等作品，其情绪化、主题社会化、风俗描摹等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五四”的韵味。《杨五奶奶》以作者家乡的民俗为素材，着意刻画河南潢川春河集的“母老虎”杨五奶奶形象，让人想起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和《离婚》里的爱姑。到延安后，王实味虽然主要从事马恩列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但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等文章里，仍可看出他对文学较为细致的理解，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
可以说，王实味正是五四思想五四文学的血液乳汁所孕养的儿子。
但是，王实味的文章(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等)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1942年3月到12月，发表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20余篇 。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当然是有关“政治”的问题：托派政治、托派思想、反党、反革命 、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注：如陈伯达的《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 谈会上的发言》、丁玲的《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如心《彻底粉碎 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等等。)不过，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是，这些批判文章给王实味扣得最多的帽子则是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几 乎每篇文章都与“小资”挂了边；或者是把“小资”与托派思想等“政治”问题联系在 一起，或者是谈与“小资”相关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谈王实味的“小资”性 ，但也从王实味引申开去说“小资”，如小资产阶级本性、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个人意识等。
最早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是毛泽东。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载了“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消息。毛指出：整顿三风，有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注：发表在报上的毛泽东的话没有点名，但当时的人都明白是针对王实味而说。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所以，李维汉、温济泽等人的一些回忆文章直接认为毛泽东此段话为批评王实味而说。)此后发表的诸多文章延伸和扩展了毛的说法。王实味及其文章大致被概括为：(1)“小资”倾向。(注：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原载《谷雨》第1卷第4期。)(2)“小资”立场和“小资”劣根性。(3)“小资”思想。(注：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罗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4)“小资”温情。(注：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用大段篇幅勾指王实味的“小资”性：王实味因为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 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注：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文”中的某些观点，无 限制地被伸发为对其“人”的全盘否定；在这些文章中，他被戏剧般的小丑化了。尤其 是，王实味自觉认识社会的“个人—自我”意识、民主平等、人道温情等某些有价值的 “五四”观念，也被混杂在无所不包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中被解构了。
但是，王实味在被批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他自己张扬的“硬骨头”精神和“固守自 我”的狷介个性。王实味《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说到“硬骨头”。在另一篇文 章中，他表示：“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注：王 实味《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见《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 页。)“硬骨头”曾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一种概括，这也可以视为王 实味把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 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简述了“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情形”和王实味“不反省”的表现： (注：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 日。)
《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胡乔木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而王实味到现在还认为乔木同志帮助他坚持错误”。
“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上，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
“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肯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
“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座谈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
“《解放日报》上曾有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错误，他还是不反省。”
实际上，王实味并非顽石。他的这种坚持也并非完全出于“性格”原因。他的行为取舍，以思想论证为理路，绝非简单的意气冲动；他的性格，只是这些思想的一种极有强度、热度的表达。他清楚地意识到“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要保持“个人”的、“自觉”的选择意愿；必须经过自己的认识，他才有可能“退让”。(注：根据温济泽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在 1942年6月2日上午，王实味向党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 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6月4日，“王实味第 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 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 我。”但他遭到了一片质问。)这样在实践层面的自我坚守，同样显示的是五四个性解 放的一种人格追求。但这种自我守持，却是用了生命作代价。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 逮捕，1948年7月被秘密处决。批判王实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对文艺人的思想、心理 、情绪，是一面巨大的摇晃着的镜子，是深深轧过他们自己身体的覆车之辙。王实味固 守自我的个性、行为及其结局，是所有文艺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警示；王实味所曾表达过 的文学观念，文人们也需要进行调整了，这里必然包含着被概括成“小资”的诸种文学 思想。
二、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延安思想界里的“小资”话语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里，文艺作家全部被囊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内。《讲话》里“文艺家”，有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含义对等的概念，互相替换着使用。也就是说，“文艺作家”的内涵大体等于或者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
《讲话》批评了延安当时的文艺状况：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屁股是坐在小资产阶级 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讲话》 一方面着重阐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意义：“在文艺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 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 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 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突出了小资 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 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注：见毛泽东《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讲话》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进行详细的辨析，但是，在当时 的延安报刊上，却充溢着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种种论说。我认为，只有清理出当时“ 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涵义，才可能比较确切地理解毛泽东对于文艺作家“灵魂深处 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说法的理路及其严重性，也才可能较为确切地理解延安文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可 能会如何认识被概括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自己，可能如何调整自己既有的文学观， 其思想感情可能发生怎样的转变。
把“小资产阶级”与作家、文学和文艺倾向联系在一起，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小资”也曾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词。“小资”常常连带着与“资产阶级”一起，作为性质一类的语词，表达某些类同的、倾向相近的意义。大致地说来，在左联前后的时期，“小资”主要传达了以下几种意思。(1)文艺作家归属于“小资”行列，具有“小资”的特性。(注：如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麦克昂《桌子的跳舞》、钱杏ｃúｎ@①《死去了的阿Q时代》、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 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 (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小资” 思想感情的核心主要是个人主义，还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注：如钱杏ｃúｎ@①《死去了的阿Q时代》、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 —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的成立》(报导)和《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等。)(3)批判“小资”作家，要 求他们进行思想和创作的“转变”：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智识阶层)必须“克服自 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 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注：分别见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4)作家思想和创作需要转变的原因，除了作家的“小资”特性的内因外，主要“外因 ”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和欧洲文艺思潮的演变趋势。(5)批评否定小资产阶 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倾向。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文 学生活》、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无产阶级文 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文章，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 、神秘主义、为文艺的文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超社会生活、艺术家 的创作自由、自我表现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倾向或创作主张都进行了批评。茅盾 在左翼时期的很多文学观念与郭沫若等人并不相同，但他从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角度 出发，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 进行了批评。(注：茅盾《读＜倪焕之＞》，1929年7月《文学周报》合订本第8卷。)冯乃 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胡风《张天翼论》、《＜地泉＞五人序》等文学批评也不同程 度地表述了与茅盾相似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钱杏ｃúｎ@①在左翼时期对“小资”作 家的认识。他们不是一概地肯定或否定新文学作家、尤其是革命文学作家，而是较为理 性地分析其多重特点，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趋势中认识文学家的意义和局限。 但是，瞿秋白《海上述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 中对于“小资”作家的批评意见，在延安的报刊和文人的文章里，被反复地引用着，成 为评说延安人的重要标杆；而鲁迅肯定“小资”作家的方面，却被忽略掉了。钱杏ｃúｎ@①在《批评的建议》一文中所详细分析的对“小资”作家“必须谨慎”的意见，( 注：钱杏ｃúｎ@①《批评的建议》，1928年5月1日《太阳月刊》5月号。)在延安，也被忽略了。
40年代前后的延安文坛，按其需要，接受、延伸并改造了左翼时期对“小资”问题的观念。总体来说，延安报刊上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思想、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大体有如下一些基本涵义。
1.小资产阶级所指称的人员
1942年2月，《解放日报》上分五次连载了陈伯达的长篇论文《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注：陈伯达《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解放日报》1942年2月4、5、7、8、9日连载。“作者前记”中说，文章写于1941年3月，曾印成小册子发行。可见其当时的影响。)陈伯达主要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说明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的人员组成成分和政治态度。按他的归类，城市里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小企业主、手工作坊的老板以及店主之类；独立手工业者、师傅以及小商人之类；一般城市贫 民)。“知识分子本身的成分多属于小资产阶级。”(注：毛迅《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第38页。)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宣称用无产阶级思想战 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强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很少有人能脱出“ 小资出身”范畴。
2.小资产阶级的多种“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
延安整风文件之一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里，摘引了列宁《“左派幼稚病”》，其中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时，特别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否认党，否认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就等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败涂地。”(注：《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8日，第4版。)在《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人性·党性·个性》、《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央研究院整风以来思想改造总结》、《谈温情主义》等大量文章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等 ，如不克服，必然走向革命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