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脾气倔强，性格使然。无论是周扬、丁玲，还是看似温文尔雅的沈从文，一个个都是典型的湖南人，都极具个性，他们认准的道理，九条牛拉不回，谁也不会低头。周扬不原谅丁玲，认为她在历史上有污点，并不是周扬不喜欢丁玲的个人，而是他认定的历史事实不容更改。丁玲对此很不理解，一直想听到周扬说：“我错了。”但周扬最终也不肯说。对此丁玲十分恼怒，甚至死后都不愿意周扬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1）丁玲对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也是如此。就是沈从文本人，对其学生萧乾的不原谅也大体相似。
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他们走过了艰辛的大半辈子，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们谁也不容别人指责，谁也不服谁。这正是湖湘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正直文化人，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不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玷污。丁玲晚年看到沈从文30年代所写《记丁玲》（2），对沈从文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难以容忍，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 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革命烈士胡也频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3）
对于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丁玲更不能同意。尽管沈学研究者凌宇解释说： “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 ，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的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 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 ，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在对严文井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时，丁玲对沈从文一定有着深深的误解。这误解如今永远只是误解了。（4）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他们的恩怨沧桑，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至于周扬的不原谅丁玲，则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但与传统气节贞操不无关系。
二、趋时心理，追求进步。湖湘文化的特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以及强烈的责任心，是近世以来湖湘人的最大特色。经历“十年动乱”后的沈从文、丁玲、周扬，饱受折磨，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对社会、对历史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了然于心。一方面，他们对自己过去有反省，更多的是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当中国的春天来临时，他们谁也不愿失去这个宝贵机会。沈从文的学生萧乾关心他的生活，为他争取起码的住房条件，按理应得到沈的表扬。恰恰相反，沈从文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给他的脸上抹黑。萧乾回忆说：“1973年2月，我由于干校放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沈老师已经在1972年返京，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北屋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一小半面积再加上桌椅，就几乎转不过身了。张兆和师母住在隔壁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儿为自己做好的饭。我当时蜗居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八米门洞改成的斗室里。干校把我们这些在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外语干部纳入出版口的编译组，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1975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简洁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5）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有人解释是沈从文对萧乾解放后追求政治风气的不满，恐怕不能说明问题。回顾那个时期，茅盾等知名作家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沈从文的话不能仅仅理解为对萧乾，而没有本身的思想在里面。丁玲的不原谅沈从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同一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