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茅盾还从艺术观上批评了鸳鸯蝴蝶派的“记账式”叙述与“向壁虚构”，大力提倡“自然主义”。⑦
　　茅盾认为，旧派小说多章回体，格式呆板，影响自由发挥，鸳鸯蝴蝶派的文言小说，就采取了这一老套子，其白话小说也有不少是记账式。而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是医治这种弊端的对症良药，自然主义主张实地观察与细致描写，且能用近代科学中的进化论、心理学等解剖社会问题，故能校正旧派小说错误。他说：“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匹蝇，所以若求严格的‘真’，必须事事实地观察。这事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左拉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这恰巧和上面说过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描写法正相反对。专记连续的许多动作的‘记账式’的方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写法，只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法方能慢慢校正。”⑧
　　茅盾的批评的确击中了鸳鸯蝴蝶派的要害，鸳鸯蝴蝶派的不少作品都是“记账式”叙述，一些作品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编造的痕迹明显，从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

　　茅盾用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规范旧小说，探求更合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手法。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体现了注重创新的精神，但是却忽略了旧形式的大众基础。关于这一点，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认识，即：中国旧小说的写法，“在艺术形式上是原始的，然而恰恰合于文化水准低落的大众的口味。”⑨而新文艺，大众总觉得不够味，句法不顺眼，表现方式也不习惯，读起来费力。因而它的读者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可见，旧形式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适用性的。
　　此外，茅盾还批评了鸳鸯蝴蝶派的拜金主义。即：他们把小说当作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这两种观念，是摧残艺术萌芽的浓霜。”⑩关于这一点，应该辩证地分析。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文化市场的开拓方面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最早的一批职业化文人，他们煮字疗饥，以劳动换取稿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多为报纸副刊或通俗期刊主笔，为了报刊的赢利和销量，他们重视市场、贴近读者，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撰写了大量适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大大活跃了文化市场。他们创作的一些白话小说和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虽然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在新旧文学过渡、转换中，在一定程度上、特定范围内，具有不可或缺的填补空白的意义和中介作用。在青黄不接的文化市场上具有特定的调节功能和填补市民大众精神需求的作用，对于一些新文学家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即使在今天看来，茅盾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随着“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起，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中心地位乃大势所趋、历史必然，鸳鸯蝴蝶派却不愿意失去其在文坛一统天下的局面，因而新旧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文学巨匠的茅盾对他们的批评，乃时代的召唤，是顺应新文学运动发展形势的。1921年茅盾改组《小说月报》，1932年黎烈文接替鸳鸯蝴蝶派巨子周瘦鹃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茅盾等文学研究会作家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希望文学承担起唤醒民众并给他们力量的历史重任，因而对鸳鸯蝴蝶派以兴味为主的文学观予以痛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游戏消遣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结合民初鸳鸯蝴蝶派创作实绩来看，这种批评十分必要。民初风靡一时的哀情小说与黑幕小说发展到后来弊端尽显。前者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狭小空间，整日哭哭啼啼，以泪洗面，缺乏刚健之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但是对一些丑恶现象缺乏筛选，某些作品描写过细过滥，有诲人以恶之嫌。有的文人玩世不恭、散漫无忌，作品随意而为，油滑浮薄，格调不高。因而茅盾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对鸳鸯蝴蝶派艺术境界的拓展大有裨益。
　　
　　①周作人《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②⑤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1933年第3卷第1期。
　　③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期。
　　④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
　　⑥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⑦⑧⑩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
　　⑨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茅盾全集》第21卷第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