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针锋相对，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或者说“直译”）的翻译原则。鲁迅认为翻译出来的作品会有怎样的读者，这是翻译者首先应该心里有数的问题，他本人是将翻译作品的读者群作了分别对待的，他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是决定译给大众中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讲演、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对于“很受了教育”的甲类读者，鲁迅认为始终应该坚持“宁信而不顺”或“直译”的原则，他说：“……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
　　
　　如果只就鲁迅和赵景深二人所坚持的翻译原则来看，其间的是非利弊是非常明显的：赵景深主张为了“顺”而牺牲“信”，不仅不严格要求翻译者尽量忠实于原文，而且还在“顺”的名义下纵容错误的翻译，甚至明知是错误却置之不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按理说当时的翻译界对此种论调应该早就摒弃了，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过赵景深放弃其主张，例如摩顿就曾说：“问题在于赵先生的这主张是否能够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则赵先生……也应该立即抛弃他的主张而勉力求能‘不错’，极其不应该自欺欺人地攻击别人的‘不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翻译是介绍学术，所以翻译而错误，不如不译之为愈。”但是论争并没有停止，为此展开的以左联期刊为主要场所的讨论还是不绝如缕。这是为什么呢？纵观左联期刊上此次关于翻译的讨论文章，笔者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了原本叛然若揭的问题变成了一场持久纠缠的论争：
　　第一，当时的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普遍存在“务求其看得懂”的心理，这是赵景深提出并坚持其错误翻译观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支持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读者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阅读心理是很正常的，但是，赵景深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取悦读者的同时不能背弃翻译本来的目的和意义。鲁迅在《北斗》上撰文尖锐地指出了“宁顺而不信”的翻译原则“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因为容易读懂的作品总是能更快地讨好读者，而所谓“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修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样的翻译作品其实不是在迁就文化程度低下的读者，而是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能够对照原文来读的人，才可能知道翻译错误的所在，鲁迅由此指出了这种翻译原则的贻误之大：“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读者必须比译者知道的更多一点，才可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糊涂的装进脑子里去。……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但是在当时，一般的读者和翻译者还没有鲁迅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赵景深关于翻译的错误论调还有几分“理直气壮”的架势。
　　第二，赵景深等人将翻译的“信”与“顺”对立起来存在着严重的误导。J·K在当时就指出：“赵景深老爷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认为‘信’和‘顺’是冲突的。”但是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只是一种错误时，其误导作用就不可避免了，一般人的头脑中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既然一方主张“宁信而不顺”，一方主张“宁顺而不信”，那么翻译作品肯定是“信”、“顺”不能兼顾的，所以有的人甚至将鲁迅的观点理解为“只要不错，即可不顺。”还有人这样质问论争的双方：“……难道翻译不能够又顺又不错吗？……难道顺就一定要错一点吗？”其实，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有与赵景深针锋相对的意味，这一原则的准确涵义应该就是鲁迅先前所提出的“硬译”或“直译”。由于人们的误读，鲁迅又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对其所提的“不顺”做出详尽的解释：“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仅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吃完，还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所以，鲁迅所谓的“不顺”并非是“不通顺”的意思，而指的是人们对于通过翻译引进的新的表现方法和思想内容不能马上完全加以理解和吸收而产生的“不顺”，这种“不顺”假以时日，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是有可能变“顺”的，而在当时却只能如鲁迅所说的：“一面尽量地输入，一面尽量地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这样看来，鲁迅理解的“顺”和赵景深理解的“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赵景深理解的“顺”仅仅止于字面上的文通字顺，而鲁迅理解的“顺”则上升到了读者对于翻译作品的充分消化吸收的层面。尽管鲁迅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与界定，但是由于误导的存在，人们还是很难理解，例如J·K在与鲁迅探讨翻译问题时，就将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原则指为一种存心偷懒的行为：“我们不应当自己预先存心偷懒，说什么也可以‘不顺’。”现在看来，我们当然可以明确指出赵景深等人的谬误所在，其最根本谬误在于对翻译中的错误在求语句通顺的名义下心安理得地采取公然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退一步讲，就算是按照他的理解，将“顺”理解为“文通字顺”，他所提倡的“宁顺而不信”的原则也是一种谬误，因为翻译作品内容的“信”与语言文字的“顺”本来就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正如摩顿所指出的：“就翻译而论，错不错（信不信）是学力上的问题，顺不顺却是文字组织上的问题。世未有学力上能够办到不错，然而文字组织上却不能办到顺的译者。”这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信”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鲁迅把握住了，赵景深却没有。
　　第三，J·K提出“白话本位”的翻译原则使问题更加深入和复杂。
　　J·K关于翻译的“白话本位论”是在左联期刊《文学月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提出来的。之所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关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加深入和复杂，是因为J·K对作为论争双方主要当事人的鲁迅和赵景深采取了各打三十大板的方式，一方面，他认为赵景深提出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翻译原则“真是不成话的胡说”，另一方面他认为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是一个“预先存心偷懒的方法”，至多只能“算是答复赵景深的办法”。由于他认为赵景深的观点是“没有和他争论的必要”的，又由于他的这篇文章是专门与鲁迅探讨的，所以鲁迅的观点就成了J·K批驳的主要对象，对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他主要是从以下角度进行批驳的：

首先，他认为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他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顺”还是“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于是他就以现代中国文（白话文）为立足点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如果写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即嘴巴上说的中国普通话），那么，自然而然不会有不顺的事情，所以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写的不是中国现代文，而是“远东拉丁文”（汉文文言），或者是西崽式半文言（例如赵景深的翻译），“那么即使是顺得像严又陵（严复）那样的古文腔，也和中国现在活着的三万万几千万的活人两不相干。”
　　其次，他认为鲁迅“把‘宁信而不顺’作为一种原则，始终是极不妥当的”。理由有二：一是“我们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应当使他们能够在口头上说的出来，能够有顺的条件，不然呢，这些新的表现方法是要流产的”；二是“我们不应当自己预先存心偷懒，说什么也可以‘不顺’……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假使存心可以‘不顺’些，那就是预先剥夺了这种可能，以至于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够从画面的变成口头的，……反而杀死了新的表现方法。”
　　再次，他强烈反对鲁迅将翻译作品的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的观点，理由是翻译前就考虑到读者阅读能力的高、中、低的不同而相应地调整翻译作品的阅读难度，这样势必会改变原文的本来面目，他肯定地说：“既然叫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
　　
　　在对赵景深的观点表示鄙夷和对鲁迅的观点进行批驳的同时，J·K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白话本位”的翻译原则，就是坚持“绝对的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的翻译一切东西”的原则。具体讲来，他的这一原则大体上由“两个坚持”、“两个反对”组成。
　　先说“两个坚持”，（一）坚持翻译时要用“绝对的白话文”，他认为这样可以解决“信”与“顺”之争：“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要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二）坚持“新的语言是群众的语言——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我们可以运用文字的来源：文言的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但是必须使这些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变成白话，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
　　再说“两个反对”，（一）反对“欧化文艺”的翻译——即新式林琴南主义。他举左联作家金丁的翻译作品为例论述这种翻译的弊端：“新近有一位金丁，……（翻译作品中）有许多字眼：‘伴同着’，‘喧嚣’，‘隅角’，‘若干人们’，‘起色’……都是根本不能够活的字眼，这一句子的结构混乱到万分，不知他的主句在什么地方。……这不是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而是糟踏新的表现方法。”这种翻译不仅“不能帮助中国现代的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继而他认为要进行“新的文学革命”，要开展“新的文字问题的斗争”，“就一定要打倒新式林琴南主义，这就是要坚定的清楚的认定白话文本位的原则。”（二）反对“文言本位的翻译”，因为当时翻译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文言化倾向，就连一些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嘲讽周作人的这类翻译：“新近在上海‘野鸡窟’——不——是‘文化街’的四马路上拾得一本《文饭小品》……那上边就有知堂老人的一篇翻译，题目叫做《地图》，是日本永井荷风氏的大著。翻开译文一看，这才知道这位‘名手’的‘之乎者也’的本领，竟还显到翻译上来了。”J·K认为这样的翻译与严又陵、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一样是文言本位的翻译，其价值就在于可以作为标本陈列在博物馆，“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一看：中国的末代士大夫是多么可怜，他们是如何被新的社会力量强迫着一步一步的抛弃自己的阵地，逐渐的离开中世纪文言的正统，可是，又死死的抓住了文言的残余，企图造成一种新式的文言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是始终支持不住了，五四时期来了一个大暴动，动摇了这个统治的基础，最近，又一个大暴动开始了，目的是要完完全全的肃清这个中世纪的毛坑。”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知，J·K对于鲁迅的成体系的批驳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他与鲁迅二人所持观点的立足点并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的，鲁迅的立足点是坚持翻译的“信”——忠实于原文的正确的翻译——这也该是翻译者永恒的信条；而J·K的立足点是“现代白话文”——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界也是绝对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的立足点必定会导致关于翻译的不同的原则立场，这样看来，J·K对于鲁迅的批驳其实变成了无的放矢，他的不无道理的论述并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关于翻译论争问题的“原则性的解决”，却在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的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①左文、毕艳《左联期刊翻译作品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⑧胡依凡《翻译谈》，《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③桐华《谈谈翻译》，《杂文》第1号。
　　④茅盾《“媒婆”与“处女”》，《文学》第2卷第3号，1934年3月1日出版。
　　⑤山女《作家成名与名著竟译》，《文艺新闻》第十三号。
　　⑥郁达夫《编辑余谈》，《大众文艺》第2期。
　　⑦郁达夫《编辑余谈》，《大众文艺》第3期。
　　⑨方芥生《西线归来的翻译》，《北斗》第1卷第3期。
　　⑩《我们所希望于〈拓荒者〉者》，《拓荒者》第1卷第3期。
　　《大众文艺》第1期，1930年9月20日出版。
　　长庚《几条顺的翻译》，《北斗》第1卷第4期。
　　J·K《再论翻译答鲁迅》，《文学月报》第2号，1932年7月10日出版。
　　赵景深《与摩顿谈翻译——兼答〈书报评论〉第五号》，《文艺新闻》第17期。
　　鲁迅《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创刊号。
　　摩顿《论翻译》，《杂文》第3号。
　　陈笑峰《笑峰乱弹》，《北斗》第1卷第2期。
　　猛《之乎者也之类》，《杂文》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