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认真地评论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他认为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狂人日记》“如炸弹一般地响遍了当时的读书界”，它“用充满燃烧的热情的艺术语言向着数千年来的黑暗的封建势力”，代表亿万人民发出的“洪大的呐喊”，“在思想革命上，这是一道鲜血淋漓的战书，第一次宣布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判决了封建社会的死刑”，它是刺向封建社会的利剑。《阿Q正传》不仅是暴露黑暗与讽刺之作，为全世界人士所讽诵，它将中国的民族性，给以典型的描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写出农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对各个阶级分析得很深刻，是一篇优秀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胡风还对鲁迅其他作品，尤其是杂文作了认真深入细致的评论。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可分为四个时期，虽都着眼现实，十分深刻，但每个时期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时期是1924年以前的作品，有《热风》和《坟》的前半部。杂文体现了五四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有分歧，鲁迅的杂文反映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思想，坚持了革命派的正确方向。第二时期是1925—1926年，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有新文化与复古思想的斗争。作为革命战士，作为文化旗手，鲁迅对陈腐的顽固势力和黑暗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对新的思想坚决支持，促进形成了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对垒。第三时期是1927—1932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而已集》、《两地书》前半部、《三闲集》、《二心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形势起了变化，十分险恶，鲁迅坚持战斗精神，与反动派斗争，与同一战线的不同思想斗争。他受到围剿和压抑，处境困难。在两面作战中，他决不放弃原则，坚持战斗。第四时期是1933年以后，作品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斗争更深入，他的杂文思想性、原则性更强了，斗争对象更具体，内容更丰富，有思想斗争、思想批评，也有文化批评。前两个时期主要是和北洋军阀斗争，后两个时期基本上是和国民党政权斗争。

　　胡风对外国文艺作品评论比较多。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阅读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也先后写了许多书评。他在80年代回忆评论外国作品的往事时说：早年受了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后来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的几封信，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论原则。他先后评论了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评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人与文学》、法朗士的《企鹅岛》、纪德的《田园交响曲》、赛珍珠的《大地》、卢那察尔斯基的《堂吉诃德的解放》、班台莱耶夫的《表》、须井一的《棉花》《山灵》《洋鬼》等。胡风对作家的评论，多综合评论，以人带作品，人和作品并论，而对各类作品常用点睛之笔，点中其特色和要害，可见其评论之功力。
　
　　在胡风的书评生涯中，有一段与任何书评家不同的经历：他从1955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在狱中他也没有放弃书评，这种精神颇为感人。他将《红楼梦》反复阅读了五六遍，对《红楼梦》认真阅读、研究、探求、思索、分析，写出一组书评诗文。1985年出狱后又写了《〈石头记〉附记几个要点》，共约三万多字。这是他在狱中读书评书的心血结晶，有非凡的意义。

　　胡风对《红楼梦》的评论，与历代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同，不是作版本考证，不说原著是曹雪芹的自传，不评艺术成就，只是从政治思想上，从历史趋势、社会发展史上来评论《红楼梦》的价值。他认为《红楼梦》是惟一一部“对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和生活道德，在血肉的风貌上做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争的作品。而宝玉就是进行这个斗争的代表者”。曹雪芹是通过“为受剥削、受束缚、受凌辱、受迫害的女性呼冤”，来控诉整个旧历史、旧社会，抒写了对人生的整个体验和愿望。胡风对《红楼梦》的评论，有自成一家的独特看法，有他自己的道理，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