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诗人、作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收入《胡风全集》的文章有十卷，四百四十多万字，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书评占有一定的分量。

　　关于书评，胡风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要对进步的作者、进步的读者负责，要批评落后的思想，要探索和反映时代精神。他1936年在《〈文艺笔谈〉序》中说：“没有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健全的文艺批评却是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创作活动的发展而存在，而成长的。”评论要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人生，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展，这是胡风书评一贯坚持的原则。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思想更显突出。1944年他在《试答〈青年生活〉问“怎样作文艺批评？”》中说：“我们所要求的批评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被生活经验所培养出来的锐敏的感应能力，要有坚贞的人生愿望，以及从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勇敢的突击气魄。批评家……得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文艺批评的战斗任务一方面表现在对落后的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批判，一方面表现在对于进步的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发扬。批评家的任务是要和作家协力地发掘而且改造这时代的精神。”在他的书评理论中，这两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对书评问题阐述比较系统，所论有相当的深度，也有相当的水平。
  
　　他从1934年开始写书评，第一篇是《林语堂论》，紧接着写了《张天翼论》，还有《五四时代的一面侧影——半农杂文》、《耶林》等。这些都是综合性评论，将评人评书融为一体。他评论林语堂，是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认为他的所谓“幽默”、“闲适”、“小品文”，影响了读者，对读者有害，为了消除他的消极影响，才写了《论林语堂》。对张天翼，当时被看作左翼文学新的杰出作家，胡风认为他的作品没有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实际上，他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对历史对人民采取旁观态度，以为都不过如此，都一目了然，不过是他‘讽刺’或‘冷嘲’的对象而已。这是一种站在‘芸芸众生’旁边甚至上面的，冷眼旁观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唯物主义即现实主义貌似而非的。”《鬼土日记》、《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态度。他担心他给读者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写了《张天翼论》，肯定了他的成就，善意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希望张天翼克服对人民的旁观态度，他评论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20世纪40年代，他的评论也不少，评了曹白的《呼吸》、曹禺的《北京人》、《蜕变》、《旗》等。他还评了戏剧、电影、儿童文学、木刻、漫画等诸多的文艺品类。20世纪40年代的评论，可能是因为战争，流动性大，写的评论比较匆忙，显得短浅。

　　胡风评得最多、最集中的是鲁迅的作品。他对鲁迅感情极深。他不仅评书，还评其为人、为学，评其思想，其评论宏观开阔，人文交融，是非分明，文情并茂。

　　胡风简评了鲁迅早年译著，他认为这些作品，或歌颂为祖国自由而战的燃烧热情，或宣传进化论，讲科学的伟大力量，或呼吁被压制的个性解放。他认为，鲁迅深感社会的黑暗，相信科学的伟力，他站在改造社会的立场译著这些作品。这种思想构成了鲁迅后来战斗生涯的基础。

　　胡风认为鲁迅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但他不认同许多人认为的鲁迅是20世纪20年代才从进化论转变为革命者的评论。他认为鲁迅1907年从“探求所源”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人国”理想，这是空想的共产主义。中间他沉默了十年，到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鲁迅受到启发，他发现了“新源”就是“无产阶级”，所以在1919年的《新青年》5月号上发表了杂感《圣武》，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有主义的人民”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号召中国人民向“新曙光”抬头，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同一期发表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代表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共同掌握的《新青年》的思想路线。所以，是十月革命使鲁迅完成了从空想的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