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放暑假时候，1955级文学专业的同学，出于“插红旗”的驱动，开始动手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我被分在隋唐五代组。我的研究能力，自己心知肚明。1957年初，要作学年论文了。各位老师出了一堆题目，贴在我们住的32斋四层正对楼梯的白墙上。我喜欢唐诗，不知深浅，选了论《秋兴八首》，指导老师，是冯钟芸先生。虽然经过认真点拨，也囫囵吞枣翻阅了《杜诗镜铨》，还把作品抄下来，贴在自己床头，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笔。这时候我似乎开始隐隐感到，很长时间里，沉溺于外国文学名著阅读和新诗的浏览与涂鸦，疏于理论训练，我的研究能力，是怎样的低能和薄弱。由此我暗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这种“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私心，也许成了我接受编写任务，毫无犹豫加入“插红旗”举动的一个内因。
一个月里，轰轰烈烈，日夜苦战。在地学楼103阶梯教室，争论王维是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现实主义诗人。32斋四层长长走廊，研讨《琵琶记》是否是鼓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绞尽脑汁怎样贯彻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以民间文学为主流的原则。红皮《文学史》出版后，听取社会上批评意见，又“连续作战”，进行四卷本黄皮《文学史》的写作。两部文学史出版，先后收到接赠书后陈毅、康生复信时那种激动欣喜的心情等等。从1958年暑假，至1960年7月毕业，几百个紧张纷争的白天，通宵不眠的夜晚，煎熬其中，至今尚记忆犹新。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醉于这段往事中。
为那场“风暴”，那些“成果”，我们55级获得了不少荣誉。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彰显成绩和经验的文章。当时和后来成了出席作家代表大会的集体代表。我自己也出席学校表彰大会，接受陆平校长的接见。出席市委大楼举行的表彰座谈，得与市委领导扬述的见面，交谈。直至今天，黄皮文学史这一“成果”，还被正面写入一些历史叙述，或嵌入记忆文字，加以肯定或赞许。而对于“负面”的反思，体制的，学术的，道德的，无论哪一层面，却一直都被我们所忽略了。当时现实中，后来日子里，我们1955级的多数人，更多的是享用那时候收获的“荣誉”和“果实”，而忘记了我们所肯定或享用的“战斗里成长”荣耀，是以对多少老一代学者，对自己尊敬的老师，对整个学术研究尊严的伤害为代价的。
那些“成果”需要时间和见识更深入地去思考与梳理。单就当时我们那种激进思想与批判姿态，那种以权威理论为支撑的气势，那种对于历史史实和历史叙述的扭曲，那场“红色风暴”对于高校学术大批判及集体编写教材风气推波助澜的影响，对于科学研究本身实事求是学风的冲击与损害，今天也需要客观面对，冷静思考，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
王瑶先生离世前后的一些内心流露，深深刺痛了我。它开启了我对于此问题思考的“缝隙”。1989年冬天，往上海开会期间，王瑶先生因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肺已无法呼吸，割开喉管，进行抢救。一天巴金到这个医院来看病，行动不便，特让女儿过来看望他。11月27日，王先生让我，女儿超冰、吴福辉一起，代表他，往家中拜望巴金，前去祝寿。这时先生已失去说话能力了。他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表示我专程来沪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淡淡文字里，我感受到两位老人同命相连的深厚情谊，也听到了先生自己对于以伤害学人心灵也戕害学术尊严的“大批判”潜隐的不满。
先生逝世十五年之后，我又听到了，也读到了，1980年代一次前往香港访问期间，王先生对一位北大毕业学生访问的谈话录音，以及发表的整理文字。在那里，谈得非常坦率。他第一次点着“始作俑者”学生的名字，谈了自己对1958年对他那些“剪刀加浆糊”之类“大批判”的深深愤懑之情。直言不讳的谈吐中，使我想到了多少受过各种运动精神折磨和“大批判”冲击的前辈学人们，他们内心深处所隐藏的从不向人诉说的伤痛。
由此我想到更多。1960年毕业前，我参加过系里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后来作家出版社出了内部征求意见本，厚厚一册。王瑶先生应邀参加撰稿，并执笔写了“巴老曹”的部分。拿到印出的书后，见不少文字被修改了，他按捺不住气愤地说：“那些不是我写的！”1962年，系里的领导，对被批判的教授进行了“甄别”。对那些“甄别”，王先生始终抱有不满与怀疑。他多次对我说，“那都是些轻描淡写。”1962年，有的研究生专业考试，准备不充分，问题答得不好，先生和别的老师没给高分，学生遂向党委告状，说这是对1958年“大批判”的“反攻倒算”。先生当时内心里承受怎样的冤枉和委屈可想而知。我研究生入学初，先生看到我有急于发表文章的焦虑，曾对我说：“应该先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去写东西。将来，由文字变成铅字，是很容易的。”“文革”中我写的大字报中，却把这些肯綮教诲的话，说成是鼓吹“成名成家”思想，进行批判。在连绵不断的“大批判”中，我们做过许多错事，傻事，为保护自己而伤害别人的事，我们是有愧于自己老师一辈的！写至此，想起王瑶先生在生命留给他最后十一天的时候，给女儿超冰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先生晚年非常清醒。他带着许多“不必说”，也不想说的话，于“无声”的夜里“无声”地走了。“文革”后，先生对于过去那些“大批判”及其他行为带给他的伤害，几乎是缄默不语，从不谈及。他没有记恨那个年代里学生所做的一切。在我自己及其他学生的身上，他又倾注了很多关爱和心血。但是这能够成为我自己，我们集体，忘记往日过失的理由吗？1989年冬，那次代先生去给巴金祝寿时，路上我临时下车，购了一个小鲜花蓝，代表北大中文系师生，送给巴金老人。在花篮窄小的红色绸幅上，于祝寿文字前，我写了八个字：“民族良心青年至友”。这是我自己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历史向今天，向未来，应该说出的“真话”。巴金用他的心和笔，启示人们：有良知，有清醒，有勇气，才会有反思。牛汉先生将他的前辈，称之为“老生代”，1980年代初发表朦胧诗的一辈诗人，称之为“新生代”。他自己一辈，则视为“中生代”。与牛汉先生比，我们这辈人，“不上不下”，“挤”在中间，只能算是“后中生代”了。巴金已经写出了永撄人心的“老生代”的“忏悔录”。牛汉一辈的“中生代”，也以许多带血的文字，写出了撕裂灵魂的真诚。我们这些常常自诩为“战斗里成长”的“后中生代”们，该怎样做呢？
集体失忆的时代氛围，强势思想的磨砺养成，似乎使我们的神经变得有些麻木。如今此事已过了半个世纪。“莺歌燕舞”的漫言，“自怜自赏”的絮语，“如烟往事”的温馨，“娱悦心境”的自白，需要去写，留些屐痕。而自身“历史反思”的文字，也该去写。近时与陈丹晨兄通信中，我曾谈及“反思”一事，求之心切，言多峻急，他于复信中对我说：“这事无论怎样，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但是，因各人的处境，信念，现实认识和价值取向殊异，“对于具体个人而言，只能是随缘而发，不能强求的”，尤其是想到“自己年迈体衰多病，来日无多，能否在余生做点实际的反思，殊为可疑。故何敢苛求他人”。丹晨兄的肺腑之言，道出我们的共有愿望，也使我于凝神“沉思”中，放平心态，瞩望曙色：置身于历史的过来者，面对历史期待，还是有些人想讲，也慢慢会去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