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气氛，年青学生成了插“红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师们，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们的心境，他们精神上，学术良知上，被伤害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充当“工具”而不知的学子们所无法体味的。

　　■后来日子里，我们1955级的多数人， 更多的是享用那时候收获的“荣誉”和“果实”，而忘记了我们所肯定或享用的“战斗里成长”荣耀，是以对多少老一代学者，对自己尊敬的老师，对整个学术研究尊严的伤害为代价的。

　　漫步未名湖畔，面对静穆屹立的水塔，缄默无言的碧波，回想过往岁月留下的种种生命迹痕时，伴着眷念与美丽的追忆一起，常会勾起给内心带来自我叩问的“沉思”。

　　令我毛骨悚然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刚刚过去。不少昔日系里熟悉的年青老师，自己班级一些好友和同学，于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党发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内部处理”，遭批斗，戴“帽子”，或“下放劳动”，或“随班改造”，或“发配边陲”，或“销声匿迹”。我们这些刚刚沐浴了1956年“向科学进军”旭风的天真幼稚的学生，一下子由兴奋的峰巅，跌入冰冷的谷底。以后的路怎样走？心里焦灼而彷徨。自己虽然继续作追求入党的梦，仍被当作班上的“积极分子”，但因出身不好，又被视为“个人奋斗”、“名利思想”严重，精神上总是处在被别人蹂躏和自己蹂躏自己的交相压抑的“改造”之中，时刻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敢再有什么高远憧憬和更大的企望了。

　　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大跃进”热潮的兴起，学校里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展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一股“学术大批判”的“热风”也随之刮来。一天早上，我主动把自己涉及“名利思想”和“个人奋斗”内容的日记摘录，抄成一份大字报，贴在32斋4层楼梯走道的墙上，以表明与“旧我”决裂和向党“交心”的心境。“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旋风中，一向为自己尊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王瑶等先生，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1955级和1956级学生撰写的文章，批林庚的“盛唐气象”理论，批王瑶《新文学史稿》的“剪刀加浆糊”；大字报里批判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揭王力如何“摆谱”，外出开会回来，还在车站给系里打电话，要小汽车去接他，等等。我不会写学术文章，也不甘“落伍”，写了一篇杂文式的文字，题为《“寒士”万岁》，批判林庚先生《诗人李白》中论述的“寒士精神”如何“美化”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云云，登在系里编的一份名为《革新》的油印刊物上。那时的气氛，年青学生成了插“红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师们，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们的心境，他们精神上，学术良知上，被伤害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充当“工具”而不知的学子们所无法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