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认真地发掘史料，凭借史料评价林语堂。
万平近的《林语堂生活之路》（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４年第３、４期）是这阶段的重要文章之一；实际上是对本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次小结。
万平近的《林语堂论》（１９８４年底完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是填补林语堂研究空白的第一本专著。这一开创性专著的问世，标志着林语堂研究已从资料发掘开始过渡到资料发掘与理论研究并重的新阶段。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明确肯定林语堂为文学和文化学术活动”做过不少益的工作”，而且还颇有见地指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及比较研究中的积极贡献。
除此外，还出现部分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文，如《林语堂评传》（张梁）、《林语堂论》（方云）、《林语堂》（施建伟）等。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在台湾出版的林语堂著作陆续引进大陆，如《林语堂文集》（台北开明书店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版）、《无所不谈集》（台湾多家出版社出版）、《林语堂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以及台湾远景出版社的小说等，特别是《林语堂经典名著（１—３５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的引进，对大陆林语堂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２、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资料发掘和理论研究并重阶段。
８０年代中期，以万平近的《林语堂论》为标志，林语堂研究从第一发展阶段过渡到第二发展阶段，并形成了１９８８年至今的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８年以来，６年中共发表了１００多篇（部）论著，另有３０来种相关专著的有关部分论及林语堂，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的，主要论著有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６期，）、陈平原的《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其人其文》（《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等。他认为：“林语堂的知识涵养中包含了乡士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在他身上也免不了相互冲击，使他产生种种矛盾和困惑。……不论矛盾多少，作为一个文化人，一身兼有多种文化涵养，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林语堂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对于林语堂的审美观，学者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二是在“幽默”范畴内，从论语派的流派特性、幽默观的构成和比较中进行探讨。
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文艺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及其专著《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版）、孟建煌的《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等，都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切入林语堂的审美观的。
同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另一部分学者的兴趣却在“幽默”的范畴。庄钟庆的《论语派与幽默文学》（《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林语堂和幽默》（《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等，从论语派的流派特征，从时代和文学的关系来评价林语堂及其幽默文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施建伟的《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历史轨迹》（《文艺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试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都从林语堂幽默观形成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来揭示林语堂幽默观的独特性。
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编·第七章 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与“闲适”文学思潮及期演变》（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版），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价“幽默”与“闲适”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过程，认为“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林语堂先后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了‘幽默’与‘闲适’的文学思潮。《论语》和《人间世》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而《宇宙风》则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合流和演变。”
这一阶段，从文学流派入手来研究林语堂的不多，有孙旭升的《林语堂与〈语丝〉派》（《西湖》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文。
对具体作品研究，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特点。万平近的《〈赖柏英〉和林语堂的乡情》（《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８８年第３期）、《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评林语堂著〈苏东坡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１９９４年２期）。黄万华的《〈京华烟云〉两题》（《牡丹江师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徐学的《孔孟风骨，幽默文章》（《台港文学选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吉士云的《〈京华烟云〉和作者林语堂》（《江苏广播电视报》１９９０．１．２０）、阿弘的《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天津日报》１９９０．１０．２６［（９）］）和台湾胡有瑞的《林语堂无所不谈》以及冯亦代的《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上海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评介论著。梁建民和沈栖合著的《林语堂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版）选了２６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进行研析，是一种较好的专题研究论著。
林语堂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另一个新特点。其研究涉及到的内容有：语言观和教育观［如陈冠英的《林语堂与交际法》（《西北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宗教观［如田纪绚的《略论林语堂的佛教观》（《漳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恋爱观［如施建伟的《林语堂的三次恋爱》（《名人传记》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编辑出版思想等。
近１０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给林语堂让出一个席位，并用一定的篇幅介绍林语堂及其作品，改变了过去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一些相关文学论著，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幽默艺术论》（薛宝琨）等，都给予林语堂一定的地位和评价。
这一阶段，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著逐渐增加，质量逐步提高。主要有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版）、《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以及吉士云的《林语堂传略》（《文教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３—４期）和甘竟存和吉士云合作的《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即出）等，在同类论著中，唐弢的《林语堂论》（《文艺报》１９８８．１．１６）独占鳌头，不仅因为唐先生当年与林语堂有过直接交往，这使他的理性分析具有坚实的感性基础，而且还由于他以散文作家的卓越的艺术思维和手笔，并借用周作人关于“两个鬼”的提法试图解开连林语堂自己都无法解开的“一团矛盾”，这种独创性的思考对整个林语堂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林语堂在大陆》和《林语堂在海外》，是施建伟试图全面“如实地描绘这‘一团矛盾’中的种种矛盾，为的是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的姐妹篇。作者在《写在后面的话》中说：“只要把林语堂的文化活动还原到当年的历史背景里，林语堂的悲剧在于他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当时的‘文化落差’和国情落差。当自己的同胞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奄奄一息时，当黄泛区的大姑娘穷得只能顶锅盖出门时，林语堂却口衔烟斗，悠然自得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茗茶、赏雪之类的闲情逸志，对三、四十年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的。……”
“３０年代初，是林语堂的中西文化溶化论由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
“后期，林语堂以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向西方读者宣传东方文明确实收到了相当效果，在西方世界确立了东方文化传道者的形象。可是当他企图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扮演传统文化弘扬者的时候，国内的文化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救世的药方。……”
“晚年，林语堂以‘一团矛盾’自诩，这是他对自己的准确的估价。他的后期的中西文化溶化观自然也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矛盾的特征。”
上述论著，基本上承袭第一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林语堂，施建伟认为，现在林语堂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且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不要急于对林语堂盖棺论定”。［（９）］但是，也有个别学者直接了当地为林语堂“翻案”，如彭显忠的《林语堂并非反动文人》（《语文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这一阶段，资料发掘相对少于理论研究的论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林语堂研究的资料工作已经功德圆满。恰恰相反，目前的情况，仅仅说明，在上阶段的资料大发掘的高潮过去之后，已进入难度更大的纵深开掘，今后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新的成果。
１９８９年７月，《文汇月刊》同时刊出林语堂的《自传》和施建伟的《林语堂出国以后》，报刊竟相摘转，电台广播消息，吉士云的《林语堂传略》等也被其他报刊摘转。社会舆论的热点表明，１９３６年林语堂出国以后的情况，是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
曾与林语堂一起筹办《论语》的９２岁章克标老人的《林语堂在上海》（《文汇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１０期）一文，透露了５０多年前自己与林语堂交往的一些逸事；在此之前，章先生还在香港《明报月刊》、《读者良友》上分别发表了《林语堂与我》、《闲话〈论语〉半月刊》等；１９９１年，又在《上海文史》第二期上发表《著述生涯六十年：“林语堂的一生》一文，引起了读者与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施建伟的《林语堂与幽默》、《林语堂和赛珍珠》、《林语堂和鲁迅》、《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和〈八十自叙〉》、《南云楼风波：鲁迅和林语堂的一次误会》及沈栖的《林语堂晚年的散文》、吉士云的《林语堂著作编年》和《文人眼中的林语堂》和吴禹星的《试论三十年前半期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等文，都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陈濑渝的《无言的诉说——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团结根》１９９０．４．１４）一文，首次向大陆读者披露了林语堂故居的详细情况，成了当时林语堂研究中的最主要的资料收获。
这一阶段，林语堂著作的出版也开始得到重视，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等散文集，以及《京华烟云》、《红牡丹》、《赖伯英》等小说，成为中国大陆上当时出版林语堂著作最多的一家。其他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林语堂的小说以及论著多种。
这一时期，在林语堂研究中成果最丰、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位学者：一个是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平近先生，从１９８４年以来，先后发表了１０来篇（种）论著；另一个是华侨大学文学院暨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施建伟教授，从１９８３年以来，先后发表了２０余篇（种）论著。这样，在林语堂故乡——福建省，形成了林语堂研究的中心。遗憾的是，在二、三十年代，与林语堂有过交往或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目前尚健在一批老学者，却很少人涉足林语堂研究。
林语堂在海外４０年，台湾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据统计，台湾报刊上发表林语堂研究论著１００余篇，但绝大部分属于纪念回忆性文章，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在林语堂家属的配合和支持下，近几年来，台湾的林语堂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１９８５年，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将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二段１４１号故居、林语堂生前所有藏书、作品２０００余册、一部分手稿及有代表性的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同年５月２８日，在其故居成立“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公开向公众开放。每年约有２５００人前往纪念图书馆参观。
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所著的《林语堂传》（台湾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的出版，为研究林语堂的生平、思想、家庭、作品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将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的林语堂研究。
“毋庸讳言，对林语堂的研究与其他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较，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１０）］
综上所述，林语堂研究，大陆积累了他前半生的资料较多，研究论著多出于中青年文学研究者之手，理性色彩较重；而台湾的优势是林语堂后半生的史料较丰富，回忆、评论文章的作者大多与林语堂有过交往，感性色彩较浓。两者如能取长补短，互相协作，林语堂研究定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
（１）安德森：美国波士顿西门斯学院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
（２）徐讦：台湾作家，３０年代与林语堂一起创办《论语》月刊，也是林语堂的挚友。
（３）（５）（９）（１０）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１９９２。
（４）（７）（８）吉士云《林语堂传略》，文教资料，１９８９，（３—４）。
（６）梁建民、沈栖《林语堂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