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５月，美国图书馆学家安德森（Arthur James Anderson）［（１）］编纂的《林语堂精摘》（Lin Yu tang:The Best of an Old Freind）出版。林语堂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说：“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了。”林语堂显然已有死亡的预感。他要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８０年来的历程。１９７４年，出版了他的《八十自叙》（台湾远景出版社）。这是林语堂耄耋之年之作。林语堂开卷就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这真是画龙点睛，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思想性格的特殊性，证明林语堂还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林语堂在《论语》时代的合伙人、挚友徐訏［（２）］在肯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林语堂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徐訏一语道出了林语堂以自己的存在为文学史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林语堂确实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主要难度还是在于林语堂本人思想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文化因素于一身，中西结合，融古会今。任何事情，哪怕是苍蝇、臭虫、抽烟、戴帽、吃糍粑、睡觉……林语堂都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变成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两种文化选择的大题目。别人极力掩盖的，正是他要暴露的，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会不屑一顾；他不仅不回避矛盾，还以“一捆矛盾”自诩。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一团连自己也理不清的矛盾，外人要去清理出头绪来，自然更不容易。”［（３）］因此，研究和评价林语堂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给林语堂的头衔很多，“高人雅士”、“幽默大师”、“语言大师”、“一代宗师”、“一代哲人”、“中国大文豪”、“数千年中国文明所钟毓出来的奇葩”有之；骂他是“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洋奴”、“袁中郎徒子徒孙”也有之；说他“前期是战斗的，后期是绅士”，早期是“叛徒”，后期“投身美帝国主义”有之，认为林语堂是“爱国主义者，不能全盘否定”，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林语堂不是反动文人”［（４）］的也不乏其人。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知名度很高，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１９７５年４月，在国际笔会第４１届大会上当选为总会副会长，这是国际笔会成立以来，亚洲人担任此职务的第三人。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又名《瞬息京华》）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南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的感受。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我们国家要成功，我们便必须重新领悟这些话的意思。”表明至今林语堂还在影响美国人的“中国观”。［（５）］
    但是，褒贬之间，千里之谬，反差太大，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认识上的差别之外，４０余年的“隔绝”是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读书界，包括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师生，在不久之前，有不少人对林语堂的了解还定格在３０年代作为论语派的“幽默大师”身上，而对１９３６年出国以后，饮誉世界文坛的林语堂，知之甚少。其实，林语堂享年８１岁，离开大陆的４０余年，出版译著三、四十部，小说、传记、散文、论著、译文等，包罗甚广。绝大多数作品，通常有七、八种版本。其中，《生活的艺术》最为畅销，出版以来，美国已再版４０次以上，被译成１０多种文字，畅销于欧美１０多个国家，成为中产阶级的枕边书，历经四、五十年而不衰。随着改革开放，“隔绝”现象逐步消除，林语堂的研究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林语堂从１９１８年发表处女作《汉字索引制说明》（《新青年》４卷２期），同年又发表了《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致钱玄同）》（《新青年》４卷４期），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林语堂近６０年的文学生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语丝》时期，主要是１９２３年到３０年代，发表论著７０余篇（部）；二、《论语》时期，从１９３２年《论语》创刊前后到１９３６年出国前后，发表论著２００篇（部）；三、侨居海外时期，从１９３６年侨居美国到１９６６年定居台湾，出版论著近３０部；四、晚年写作时期，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逝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要想回避林语堂这个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林语堂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从现有的林语堂研究资料来看，研究与其创作不同步，也不相称。我们将林语堂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即：１９４９年前为形成时期；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为萧条时期；１９７９年以后为发展并将正形成高潮时期。第三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资料发掘为主，第二阶段资料发掘与理论研究并重。
    　　一、１９４９年以前，为林语堂研究的形成时期（或称为“前期”）
    这一时期，最先批评和研究林语堂的是鲁迅；林语堂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胡风的《林语堂论——对于他底发展的一个眺望》（《文学》１９３５年第４卷第１号）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杂文。
    还在参加“语丝”派行列之前，林语堂就赞赏“宽容”的处世哲学，提倡“我佛慈悲之人生观”（《幽默杂话》），奉劝鲁迅不要太严厉，褒杨周作人的妥协行为（《林语堂致周作人（书信），１９２６．２．２》），附和周作人鼓吹“费厄泼赖”，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针锋相对地写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９日，载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莽原》半月刊第１期），批评周作人、林语堂，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著名论断。
    鲁迅的批评既坚持了斗争原则，又顾及他与林语堂的友谊，因此易为林语堂理解和接受。特别是过了两个月，正是林语堂主张要予以“宽容”的段祺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３·１８”惨案。林语堂云：“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打狗释疑》１９２６年４月２日作，初收《剪拂集》）“３·１８”惨案后林语堂曾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先后撰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语丝》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９日第７２期）、《讨狗檄文》（《剪拂集》）、《打狗释疑》诸文，以表示响应鲁迅“打落水狗”的号召，“对狗宣战”，以“语丝”派打狗运动的急先锋而蜚声文坛，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成为鲁迅同一战壕的战友。［（６）］所以，胡风把《语丝》时期誉为林语堂的“黄金时代”。胡风的《林语堂论》详细分析了林语堂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但是，胡风的立意，并不是为了赞扬林语堂在“语丝”时的“战绩”，而主要是批评林语堂在３０年代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性灵”。提及过去，只是为反衬现在。胡风代表了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最高水平。
    １９３２年９月，林语堂创刊《论语》，形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局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不断撰文批驳林语堂及其“论语派”的文学主张。鲁迅的《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杂谈小品文》等，和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徐懋庸的《金圣叹的极微论》和《大处入手》、茅盾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等，都批评了林语堂及其幽默闲适文学，是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文献。
    面对左翼作家的批评，林语堂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幽默——性灵——闲适”的文艺观，并撰文答辩。这次论战本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次论争。其实，鲁迅虽然从当时的文化斗争视角批评林语堂及其“论语派”，但并不否定作家的林语堂。他在答复斯诺列举“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说了以下几个人：“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１９３６年８月，林语堂携全家移居海外。４０年代，国内对他评论不多。１９４０年林语堂第一次回国观光，有人送他一个头衔：“林语堂——抗战的观光者。”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林语堂第二次回国观光，先后在蓉、桂、滇、湘、陕等七省，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讲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部分作品中，攻击苏联、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鲁迅、徐懋庸、曹聚仁、郭沫若等人，又受到一些报刊和左翼作家的批评。《云南日报》发表署名西南联大同学的信，说林语堂“硬是开倒车。”曹聚仁的《论〈瞎缠三官经〉的东西文化观》、郭沫若的《啼笑皆是》和《新辜鸿铭》、田汉的《伊卡拉斯的颠落——读林语堂先生〈论东西文化和心理建设〉》、崔航的《林语堂的面目》等，代表了当时文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其中，郭沫若的《啼笑皆是》专评林语堂的《啼笑皆非》，认为这是林氏著作中最不成功的一部，到处都是“啼笑皆是”。崔航评论林著《枕戈待旦》，揭露其在这部小说中虚构内容，歪曲事实，要美国支持国民党，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据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回忆：“我的《枕戈待旦》出版，遭到读者冷落。”Agnes smdley揭露说，何应庄付给其２万美元。林语堂立即予以否认。［（７）］这些文章，在理论深度上并没有超越胡风的那篇《林语堂论》。
    　　二、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９年，林语堂研究的萧条时期
    林语堂在３０年代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主张，遭到左翼作家和《文学》出版特刊的批评；４０年代，在其言论和作品中，多次反对苏联和斯大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批评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１９６６年又定居台湾，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由于这些原因，其研究也就形成了“禁区”。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将近３０年里，林语堂著作在大陆未再出版过，林语堂研究无人问津。
    １９７３年，美国安德森在其所编的《林语堂著作年表》之前有一段赞词，对林语堂评价极高。该赞词说他“一身融汇了东西的智慧”，“其思想合理中节”，“其风度，其气质，古之仁人，不能过也”，“於人生则因林见树，由大识小”；“若谓文化人中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１９７５年初，安德森又在其所编的《林语堂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编目》一书的前言中再度评价，赞许林语堂是“最令人赞佩，最罕见的人”。虽然有过誉之嫌，但能说明林语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林语堂定居台湾以后的１０多年里，其著作的中文版基本上整理和翻译出版齐全，为台湾林语堂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资料。林语堂８０寿辰时，曾虚自送给林语堂一幅立轴，题词是：“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了介绍给世界”。林语堂周年时，台湾《传记文学》在３１卷６期、３２卷１期连续开辟专栏，举行纪念活动，发表了谢冰莹、徐ｘū＠①、陈纪莹、陈石孚等多人的文章，回忆了林语堂的生平，评价了林语堂的思想、为人和作品。陈纪莹说：“他爱国家……是个爱国主义者”。陈石孚说：“语堂先生是……伟大作家、翻译家……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几十年来未尝衰退。”几乎所有发表纪念文章或讲话的人都认定，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文学大师”、“语言大师”、“文豪”，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台湾者学者看来，林语堂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评价，不能不说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
    　　三、１９７９年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发展时期
    １９７９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重新全面贯彻执行，林语堂研究开始步入正常轨道，进入了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１９７９年到８０年代中期，为冲破“禁区”，发掘资料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首先以极严肃认真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伸入了“禁区”。陈有淦的《评“论语派”》（《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文，都是以客观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论述“论语派”的两面性和林语堂的矛盾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和“论语派”不可一笔抹杀，应在批判的同时，给予应有的肯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对林语堂的散文作了概略的评述，终于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给林语堂让出了一席之地。
    其次，学者们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入手，具体分析了林语堂接受鲁迅批评，由赞成周作人提出的“费尔泼赖”又转变成“痛打落水狗”的急先锋的全过程，恢复了他在“语丝”时期的历史面目。主要论著有林志浩的《林语堂述评——兼谈他同鲁迅的关系》、张梁的《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学评论——丛刊》之６）、康永秋的《论鲁迅和林语堂》（鲁迅研究文丛）之３等。
    三是从文学流派入手来评价林语堂的文学活动、如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新文学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施建伟的《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岐途》（《南开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及上面已提到的陈金淦、施建伟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