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脱出启蒙的主潮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放弃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匡时济弊、救国救民的启蒙立场。其实，他也正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深感忧虑，为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为国家的现代化思索着出路。当大部分启蒙者看到：由于缺乏理性精神，国民精神麻木、思想落后、个性泯灭而处于蒙昧状态时；沈从文看到的却是：由于缺乏高尚情感，从蝼蚁般的底层生命到社会上流阶层，都不免处于一种动物人生观中。

沈从文看到，底层生命虽然坚韧顽强，忠实而庄严，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但这种生命“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释、分解”，“与其它无生命物质一样”。[3]P174小说《萧萧》对这种植物般的生命形式做了形象地刻划。萧萧十二岁，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丈夫还不到三岁。糊里糊涂地被花狗引诱破了身。照习惯萧萧要被发卖或沉潭。在大家全莫名其妙地等待萧萧的买主时，萧萧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被全家欢天喜地地接受下来。儿子十二岁时，也娶了一个大他六岁的大姑娘。接亲那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在萧萧身上，一种感性主体缺失的生命状态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萧萧们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容身之处后，没有了其它的幻想和更高的追求，就安安心心的活下来，满足于一种传宗接代工具般的人生形式。他们无力也无从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千上百年来，因循着一种简陋可怜的生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3]P146

沈从文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感到哀戚之外，更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从那些人顽强的生命韧性，从他们划龙舟等娱乐上的狂热中，看到了他们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许多人活力充沛”。但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周期性悲剧命运中”。[3]P332沈从文担心，他们这种“对历史毫无负担”，对“明天毫无惶恐”，“与自然妥协”的生存态度，会使他们在一种新的竞争中失去生存下去的权利。因为，“另外尚有一些人……在慢慢改变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3]P274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这种忧虑是对民族未来的忧虑。他急切地希望能将这些人原始的生命能量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3]P174

底层的小人物处于一种感性主体缺失、动物般本能的生存状态，都市社会上流阶层则受着一种物欲膨胀，情感低级，与动物无异的人生观控制。小说《绅士的太太》中，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表面看来个个温文尔雅，高贵端庄，揭开那层体面的遮羞布，显露出来的是龌龊不堪的人生景象。他们以打牌、赌博、调情打发时光。乱伦、通奸、你瞒我骗，无所不为。人人都在追逐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整个上流社会物欲横流，道德颓丧。“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3]298沈从文看到，即使在知识者，社会中优秀分子身上，“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也在普遍流行，腐蚀他们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把他们许多人都“有形无形市侩化”，“毫无一种较高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3]292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都有覆灭的可能。

（三）

对中国现代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来说，启蒙的任务就是用现代理性精神，改造国民的灵魂。而对沈从文来说，面对中国社会从底层到上流阶层，由于感性主体缺失，造成情感低级动物般的生存样态，启蒙的任务则是用审美精神给生命以刺激与启迪。他认为“一个人不应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更不用说寡廉鲜耻地去追逐物欲和享乐，“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而能“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是“文学作品”。[3]P114

与其他启蒙作家一样，沈从文扛起了文学启蒙的重任。不同的是大多数启蒙者力图通过文学作品对大众注入理性精神，而沈从文要给大众注入的是审美精神。他企图用艺术、用美，“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3]P292为此，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审美的“湘西世界”，用它来“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3]P261

在“湘西世界”里诗意处处流淌，审美精神贯注到了每个人身上。如《边城》里，人物几乎个个都是诗意化的。少女翠翠，美丽善良，本身就是诗和美的化身；傩送英俊勇敢，具有“诗人般的性格”；老船夫虽已饱经沧桑，心地仍纯洁美丽如一快璞玉；连一个老马兵也有着年轻时用歌声追求翠翠母亲的浪漫情怀。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诗意。傩送、天保两兄弟，都爱美丽但清贫的翠翠，宁愿要渡船而不要碾坊。管水码头的和撑渡船的，没有尊卑之别，经常在一起喝酒、拉家常。做买卖时，顾客和店主都千方百计不让对方吃亏等等。总之，审美精神成了这个世界的原则，成了每个人的心灵律令。从《边城》，到《雨后》、《三三》、《阿黑小史》等等其他“湘西”小说，沈从文都是在用审美，用诗，为现实世界设定依据、设计样板。让现实世界的人们从审美的、诗意的“湘西世界”里获取高尚情感，使他们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胜出，获得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P169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作品的价值，“无论从思想上说，还是从文学观念上说，都在某些重要而基本的范畴内，提出了与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相近的看法，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性思想’”。[6]P156

沈从文的审美启蒙，他的“诗意性思想”，表面看来与理性启蒙持相反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理性启蒙的推进与完善。如果鲁迅开创的理性启蒙文学传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动力，那么沈从文所致力的审美启蒙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得经历一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7]P254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长期占据着思潮的主流，它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造成了新的钳制。面对理性的过度膨胀，审美一直在担当批判、救赎和超越的重任，为人类重新找回理性与感性想统一的完整的诗意的世界。沈从文的审美启蒙不仅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思潮相应和，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与要求。因此，沈从文的启蒙不仅指向了他的当代，更指向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沈从文散文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J].哲学研究,2000,(1)。

[5]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6]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7]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