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启蒙文学运动中，由鲁迅所开创的理性启蒙传统占据了思想的主潮。沈从文从维护生命的庄严出发，对这种启蒙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不满于现代中国从底层到上流社会，感性主体普遍缺失的状况，试图用审美精神激发生命离开动物人生观，产生一种高尚情感，使他们在人类新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
 
【关键词】 理性启蒙；审美启蒙；沈从文

Abstract: In the move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enlightening of China,the reason enlightening Started by Lu Xun occupied the thought tide,but Shen Cong Wen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this enlightening culture tradition based on solemn of life.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absence of perception from the bottom to good society in China ,he tried to use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pirit to arouse people to leave a animal outlook on life and produce one kind of noble emotion.

Key word:reason enlightenment; beauty appreciation enlightenment;

启蒙是人类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启蒙运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1]P175由于在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反宗教、反神学、反传统的首要任务，使得理性主体的确立在启蒙工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性启蒙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主潮。在启蒙理性精神的引导下，西方社会一步步从宗教神学和君主专权的蒙昧统治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在中国，也是启蒙运动打开了古老中国黑暗的闸门，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的启蒙工程在反传统、反封建之外，还肩负着救亡保种的双重任务。因此，从一开始理性启蒙就占据了上风。理性启蒙成为了中国追求现代性进程中，各历史阶段社会变化，尤其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和文化资源。在这场意义深远、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文学担任了重要角色。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启蒙传统肇始于鲁迅。他着力用现代理性精神，解剖国民性，攻打病根、撕去假面，揭去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由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启蒙传统，对封建统治形成了催枯拉朽之势，对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跟从了鲁迅这一理性的叙事模式。他们往往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西方理性精神为武器，站在启蒙者的高度，将那些未受过现代教育的民众视为蒙昧的人，当作他们要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尤其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他们看来，充斥着“阿Q”、“祥林嫂”、“润土”之类的人物。因此，乡土更是他们要贯注现代理性精神，进行救治的所在。

可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一启蒙模式。如果按照当时的启蒙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2]P70在其他启蒙作家笔下，无知无识的乡下人被贴上了愚昧、保守、落后等种种标签，而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的却是生命的“神圣与庄严”。做水手的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撑渡船的，一生都在小溪边，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还有那些农人和兵士，对于生存同样地那么努力执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3]P142沈从文认为，面对底层生命那种手足贴地，生生不息的人生时，那些自命为启蒙者的读书人，不配说“同情”，更别提“救治”，实应当“自愧” 。“正因为这些人生命的庄严，读书人是毫不明白的”。[3]P256所以沈从文在一次归乡的途中，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烟鬼老兵所占有，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发出启蒙者般的批判与呐喊，只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他“不配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3]P161

沈从文不仅没有跟从理性启蒙模式，甚至还对它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小说《虎雏》就是一个质疑理性启蒙的文本。虎雏是一个来自湘西的小兵，“美丽的匣子里装着一颗野蛮的灵魂”。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知识者“我”，试图用现代的知识教育他、改造他，使他脱离野蛮状态成为一个文明人。眼看现代教育似乎在小兵身上产生作用时，小兵却在一次打架杀人后逃走了。当沈从文见到现实中的“虎雏”在湘西深山大泽里自由地挥洒着生命时，由衷感叹“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3]P191在这里，沈从文否定了理性启蒙的救治功能，甚至看到了理性启蒙的负面影响，即现代理性会对人造成身心的禁锢，造成不健康的人生样态。认为“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3]191

沈从文对理性启蒙的批判态度更鲜明地反映在小说《八骏图》中。小说中八个专家教授，个个学识丰富，才华横溢，无疑是一些具备启蒙资格的现代社会精英。可是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皆好象有一点病”。他们由于受知识、理性的压抑，而造成人格分裂，心灵扭曲。在他们身上“理性压抑感情，道德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4]启蒙者变成了病人，变成了理性的奴隶。

沈从文曾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3]P324他从维护生命的忠实与庄严，守护生命的灵性出发，站在了理性启蒙的另一面。从而“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