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对老舍的谦逊、勤勉和博学颇为称赞，同事们也敬重他。学院秘书克莱格小姐曾在信中写道：“舒先生在这里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非常喜欢他。”[8]
了解以上情况后，我们可以推论：齐鲁大学林济青校长在决定聘请老舍之前，一定得到了关于老舍的资质证明和推荐材料，出具方无疑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或布鲁斯教授，甚至可以揣测资质证明和推荐材料中有着“国学修养深湛”之类的考语；这些证明材料或由英国方面先行寄到齐大，或由老舍携带回国后再行寄出，或由林济青校长函索英方得到；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布鲁斯教授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以其参与创建齐鲁大学的特殊身份，以其与齐鲁大学董事会教会方的关系，以其与老舍共事5年的经历，他的力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上推论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布鲁斯教授是否会给老舍出具上述推荐信。这也许要涉及一桩未经证实的史实。宁承恩《老舍在英国》提到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与系中一位“不学无术又好摆架子”教授有过争执，文中提到这位教授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帝师”庄士敦（Sir Reginal Fleming John ston）。然而，赵毅衡撰文否认这位教授便是庄士敦，因为时间不对，“老舍离英后三年，庄士敦才回国到东方学院上任。[9]”顺便说一句，庄士敦是接替布鲁斯担任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的，他的到来彻底粉碎了爱德华滋女士晋升教授的梦想。如果宁承恩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那么曾与老舍有过争执的这位教授只能是布鲁斯了。
老舍在英国任教5年，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磨合的过程中。他曾在散文《英国人》（1936年）中传神描述了英国人，尤其是那些最为典型的英国绅士——“贞脱儿曼”——大学教授们的性格特征，他这样写道：
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事情都是两面的。英国人不愿轻易替别人出力，他可也不来讨厌你呀。他的确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气，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说，英国人很正直。他们并不因为自傲而蛮不讲理。对于一个英国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自己的价值，他要是象块石头，你顶好象块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会承认他的弱点。他能够很体谅人，很大方，但是他不愿露出来；你对他也顶好这样。设若你准知道他要向灯，你就顶好也先向灯，他自然会向火；他喜欢表示自己有独立的意见。他的意见可老是意见，假若你说得有理，到办事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意见，而应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必须知道，他的态度虽是那么沉默孤高，象有心事的老驴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气。他不轻易向人表示亲热，可也不轻易生气，到他说不过你的时候，他会以一笑了之。这点幽默劲儿使英国人几乎成为可爱的了。他没火气，他不吹牛，虽然他很自傲自尊。
老舍以上对英国人的剖析和了解，不会是泛论，更不会是臆测，而是有感而发。我们可以认为，这里面包含着老舍与布鲁斯教授等英国同行长达5年共事经验的总结：中西文化背景及性格、学识的差异使他们最终没能成为朋友，但不妨碍彼此间的理解和认识。老舍真正理解了布鲁斯的“自傲”和“自尊”，同时也看出了布鲁斯的“正直”及“可爱”之处；而布鲁斯也理解了老舍的“价值”。他们之间有过争执吗？也许有过！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绝不会妨碍布鲁斯教授在老舍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援手，更不会妨碍他给予老舍学术水平以如实的评价。老舍在同篇文章中蕴有深意地写道：
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作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
仔细体味这段话，这其中就没有包含着对于布鲁斯教授透彻的理解和真挚的谢意吗？
注释：
[1] 舒乙《我的思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2月，p.199
[2] 王忠欣《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转引自《海外校园》第27期
[3] 本段内容参看刘源俊《公私立大学角色之分际》和李耀曦《老舍与齐大国学研究所》
[4] 《新儒林外史》之“研国学栾氏荐老舍”
[5] 参看Jessie Lutz《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魏外扬《华北的教育宣教士─路思义》，刘源俊《民办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意义》
[6] 老舍《东方学院》
[7] 参看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p.175
[8] 转引自关纪新《老舍评传》，p.86
[9] 赵毅衡《我的老同事庄士敦》，载《万象》2001年9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