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老舍结束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后，返回祖国。当年7月，接受山东齐鲁大学的聘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
　　老舍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个大学任教，而要舍近求远，离开老母和北京，远去山东济南呢？
　　通常的看法是：老舍由于学历较低，通过不了北京的大学的高门槛，只能远赴山东。舒乙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他写道：
　　“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学问大，在这种气氛下，以擅长白话文小说为本事的老舍自然很难在北平的名牌大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何况，他又没有大学学历。”[1]
　　然而，山东齐鲁大学的门槛也不低，它的前身是私立山东基督教会大学，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开设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系所主任及教授曾大部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2]。其国文系素重旧学，历届系主任和教员多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一类老夫子，所开课程为文字、音韵、经学、诸子、尚书、文选等。这样的大学，何以便容得没有大学学历的老舍立足呢？
　　事情得从齐鲁大学的改制说起。1929年，在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外国人任董事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于是，齐鲁大学的校长换成了中国人，系所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时任齐大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兼任校长后，去北京延揽了6位专家学者，老舍便是其中之一，分任文理学院各系所主任[3]。
　　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成立，是林济青任校长后的得意之作。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仿效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从美国霍尔（Charles M. Hall）基金会取得经济资助；二是顺应当时“国学”研究的热潮，以加快学校中国化的进程。据说，老舍之所以得到邀请，推荐者正是“国学研究所”的筹备及主持人墨学大师栾调甫。栾氏后人曾回忆道：
　　“老舍来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这所研究所是在栾调甫的积极倡议并在文学院林济青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建起来的。研究所的建立，了却了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是在这个名单中，由林济青院长亲自出马聘请来的。”[4]
　　持此说的人很多，其中还有当年齐大的学生。然而，疑问依然存在：其一，栾调甫与老舍素不相识，不知老舍旧学功底，为何贸然推荐，这与他 “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 的初衷颇不相侔。其二，林济青为何如何看重老舍，一上来便是教授，须知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只是“讲师”，此举大大破格。其三，破格聘用在当年学界虽不罕见，但皆事出有因。譬如栾调甫本人，只有不足五年的学历，一度在学校看大门和代课，却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在墨学研究上有独到之研究，而且得到了学术大师梁启超的“石破天惊之发明”的高度评价。老舍则不然，其时，他在“国学”研究上尚无任何成就可言，即非“名家”也非“学者”，仅有的一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还是当年在东方学院公共讲座上的演讲稿，直到1932年改定后才在国内的“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发表。
　　老舍来到齐大后，所面临的境遇也可以证实时人对他被“高聘”的不解。张耀曦写道：“老舍在踏入齐大校门之初，颇遭到一些国学派先生们的白眼和非议。他们说，老舍是师范毕业，在英国也不过是个教中文的官话先生，有什么资格当教授？他不是研究国学的，为什么让他在国学研究所任职，而且还是从国学研究所发薪水？”栾调甫是国学大师，他推荐的老舍却得不到国学派的认可，真是咄咄怪事。老舍任主编的《齐大月刊》，在反对者的呼声中也难以为继，未出满两卷即改版为《齐大学刊》，老舍也由主编降为一般编委。
　　平心而论，老舍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旧学，而在新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他在研究所曾申报的课题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研究”，数年之后，未见成果；而主编的教材《文学概论讲义》和主讲的新文学课程却得到校方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由此看来，“研国学栾氏荐老舍”的说法难以成立，林济青延聘老舍到齐鲁任教和任职必另有因由。按照当年的惯例，校方外聘教授一般应考察对方的资历和学术水平，对方曾任教的院校方所出具的资质证明和教授专家的推荐信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
　　老舍任教山东一定得到了有力者的推荐，此人是谁呢？法国老舍研究专家巴迪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认为老舍返国后任教山东齐鲁大学是出自于教会人士的推荐，他写道：
　　老舍从英国回来以后，非常谨慎地隐匿着他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知道，老舍从1931年开始任教的济南齐鲁大学与英国教会的关系。这所学院原名叫山东基督教大学，是由基督教会于1904年建立的。当年介入此事的牧师布鲁斯（J.Percy Bruce）后来担任了伦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教授。（《小说家老舍》引言，巴黎七大1985年）
　　这条线索极有价值——
　　齐鲁大学是私立的教会大学，1917年由潍县广文学堂与青州的乐道院、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等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皆参与该校的组建，美国传教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被推选为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1929年，齐鲁大学改制，虽然更换了中国人当校长，校董事会仍为西人保留着三分之一的位置，并未改变其教会学院的性质。[5]
　　曾参与齐鲁大学组建工作的英国牧师布鲁斯（J.Percy Bruce），来中国传教时间不迟于1910年。此君与路思义相似，都是有学问素养的宗教人士。布鲁斯有两部著作传世，其一为《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与F. H. King合著，1911 年出版；其二为：《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Contributors》，1923出版。头一部书是关于中国、日本和朝鲜农业史的考察，第二部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
　　老舍在英国任教期间，与布鲁斯共事。老舍曾回忆到：“在学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6]” 中国语文学系系的三位教师，都是基督徒：教授一位，前牧师布鲁斯；讲师两位：一位是爱德华兹(Edwards)女士，前传教士；另一位便是老舍，也曾做过传教工作。